荆门男子持刀砍伤11人：精神病不是护身符，为何监护人难逃罪责？

5月2日晚间，在湖北荆门发生一起“男子持刀砍人”事件，致使11名群众受伤（伤者均已及时送医救治，均无生命危险）。涉事男子被警方迅速抓获后，经初步调查，当事男子属于“沿路行凶”，并有“精神病就诊史”。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就事论事，这起“男子持刀砍人”事件，案情发生过程并不复杂。但是，从案情的通报细节中，涉事男子曾有过“精神病就诊史”，却给案情注入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谁都清楚，如果涉事男子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砍人”，很大程度上，他不会“被严惩”。

当然，就目前而言，男子在“砍人”时，到底是不是“病态”，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就案情通报中，直指“精神病就诊史”，以及涉事男子“沿路砍人”的行为（并且还没有致人死亡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应该属于“病态”作案。

因为，在街头“行凶砍人”，如果是预谋性的行为，被砍的11人，就不大可能“均无生命危险”。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均无生命危险”不值得庆幸。而是，从案情的角度出发，推理其中的“病态的可能性”和“作案逻辑”。毕竟，对于这起案件的定性，最关键的症结，就在于砍人男子行凶时，是不是“病态”。

坦白讲，如果不是“病态”，问题就比较简单，直接就可以根据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刑事问责。然而，要是涉事男子“砍人”时属于“病态发作”，那么问题将会走向相对复杂的方向。说实话，即便被砍的11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心有余悸”，并且也会带来实质性的损失（治疗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

所以，回到案情本身，以及案件的后续处置上，“曾经有病”和“现在有病”是不是连续性关系，就成为较为重要的“断案依据”。毕竟，“病态行凶”将会牵扯“监护人”的责任。这无论是法理范畴，还是道德范畴，都应该是逃不掉的。

一个触目细节，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有个受伤者说：“人抓到了，是个精神病患者”。这虽然并不能“坐实”行凶者一定是“病态作案”。但是，也是“八九不离十”。并且，随着警方的通报，基本上可以推定，涉事男子“病态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要不然，是不会在案情通报中直接披露的。

所以，对于这起“男子持刀砍人”事件，很大程度上，已经解除恶意行凶的可能性。于此，自然就会回到“病态失控”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样的结果对大社会来讲是“良性肿瘤”，但对于被伤害的人而言，却依然是“恶性肿瘤”。

说实话，作为受害人来讲，最大的心愿就是行凶者能被严惩，并且自己的损失能被降到最低。然而，回到“精神病患者”的行凶逻辑里，貌似这样的心愿是很难达成的。所以，对于“受害人”来讲，听到案情通报中，提到行凶者有“精神病就诊史”，无异于被告知之“可能被白伤害”。

因为，在普遍的印象里，被“精神病患者”伤害，约等于“被白伤害”（即便监护人会承担一些责任）。毕竟，目前来看，无论是法理秩序，还是道德圭臬，在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对待上，都是极其宽容的。这导致，“病态作案”的标签，往往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护身符。

当然，关于“病态作案”来讲，到底该如何量刑或者如何定性，这其实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因为，就认定“精神病”而言，就是个相对困难的问题。毕竟，“精神病”的认定，除却是医学问题，也存在伦理问题。甚至，依照哲学的逻辑，疯癫和不疯癫也是相对的。

就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论述，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可是，现代社会，恰恰是更多地在保护疯癫者的权利，可这真的好吗？

然而，回到现今的境况中，只能从问责“监护人”机制中寻找治理的可能性，并且也只有“从严治理”这条路可走。要不然，“精神病患者”就会成为“被宠坏的杀器”。当然，从严问责，并不代表要让监护人代替犯罪的“精神病人”去服刑。而是，在具体的惩罚力度上要加强。尤其是在赔偿的问责上，要重罚重治。

不过，多数“精神病患者”的家属（监护人），也都身心俱疲。因为，有一些“精神病”是无法彻底治愈的。这导致，摊上“精神病患者”，意味着就要一辈子去照顾。从情理的角度，照顾是应该的，是必要的。但是，回到生活本身，“精神病患者”总是要生活的，而且还要花钱治病。

所以，要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就会陷入半抛弃状态。这导致，不仅会产生“流浪汉”（主动的，或被动的），也会产生“偶发性的伤人事件”。说到底，“病态伤人”确实不只是简单的法理机制就能摆平。因为，比起处理案件的难度，“精神病患者”的真实境况更加难以理顺。

于此，就治理“精神病患者”而言，确实是社会性的问题，因为，当“监护人”没有能力更好的监护他（她）们，或者“精神病人”没有确切的监护人时，这就需要有确定的社会性机构介入（公益性质的，政府性质的）。要不然，有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就会成为“人间杀器”：“有罪，却无法惩治”。

当然，对于罪责较重的“精神病患者”，要不要严惩，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说实话，如果只为悲天悯人的慈悲，而不把受害者的悲剧给予回应，那么无底线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就无异于在怠慢受害者的利益。所以，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罪责认定，似乎也该进行一定的调整。

当然，这肯定是维艰之路，不是仅靠几起案件就能撼动的。因为，人类走向更文明的“每一步”，都是极其的艰难。但是，每一次的触动人心，都将会被记录在案，成为更健全机制的有力支撑。就如罗兰·巴尔特所言，改造“疯癫”，就是把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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