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棱镜·学术现场｜佛·丧·宅讨论现场实况！

作为延续到第三年的惯例，“思棱镜·学术现场”虽然在毕业前一周才赶来，期间也有过构思难以成形的风险，它毕竟还是如约出现了。经过那个炎热夜晚的检验，很高兴，这还是典型的“学术现场”场景——它依然热闹、丰富，充满可能性；但添加了“思棱镜”的前缀，自然也意味着某些变化：同为“佛丧宅”的观察者和亲历者，老师和同学之间似乎更无界限，同学们不再单纯地期待着老师的发言，而更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感受，更重要的是观察和思考。

自然的，我们希望到场者（不仅是发言者）都能有所收获。无论是找到共鸣，还是在场内思考，使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又或者是产生驳斥的冲动，这些都是都是良好的面目和形态。所以，即使坚实的结论并未从中建立，这依然是我们乐见的，这也是学术现场希望保留的一种自由，和一种相对而言的轻盈。

在最后，还是需要感谢早早到场的、在门口站满全程的、忍受了两个半小时炎热的每个人，感谢包括了熟悉身影和新鲜面孔的老师们，感谢“幕后推手”们。希望有了新名字的“思棱镜·学术现场”依然是个值得期待的、能够让人全情投入的“夏日限定”。

回到新鲜现场

⚠️注意！这刷新了文西有史以来最长推送的纪录，请做好心理准备。

 肖炜：

我叫肖炜，今天主要是捧哏担当，欢迎大家来到第三次学术现场。首先，欢迎几位老师在百忙之中能抽空来参加这次讨论。和上次不同，这次咱们请到了新闻和广告专业的梁悦悦老师、徐智老师。我有几个小小的建议，首先咱们是学术现场，希望大家能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尽量有条理性、有逻辑、学术感强一点。当然，讨论会涉及一些专业的内容，比如说像文学的“潘晓讨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新闻、广告可能会说麦克·卢汉的“内爆”，然后还有“媒介是肉体的延伸”，希望大家说到专业相关的东西的时候能简略地解释一下，毕竟还是有认知上的偏差；希望各个专业同学能从自己的专业方面，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咱们讨论佛、丧、宅青年的生活，其实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举例是不可避免的，我说着说着可能要举点例子，但是恳请大家不要自己说着把自己感动了。咱们说理，不要抒情。

今天来的人不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所以希望大家注意控制发言时间。讨论可能会有些比较激烈的地方，尽量避免你来我往、相互驳斥。其实讨论不一定非要争出结果，遇到这种情况，留个联系方式，咱们出去私底下交流。那么，希望今天更多人能参与进来。我知道今天很多同学是有备而来，希望有准备的同学多多发言！

说到佛、丧、宅，我觉得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要对“佛、丧、宅”下一个定义，因为毕竟它们还是不断生长、不断衍生的一个描述，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从自己理解先来说一说对这三种状态、这三个字是怎么理解的？

 梁森老师：

刚才肖炜说的这个我倒是有不同的意见，来就是争论的，掐起来没关系，实际上我们就是来劝架的。我倒是希望能够掐起来，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这样才有意思，一团和气，那真是丧了。我是喜欢看热闹，我跟冷霜老师我们商量好了，今天我们来就是来围观、劝架的。

 冯路贵：

我是学社会学的，读过一些关于御宅族的文化研究的书，特别是东浩纪的《数据库动物》（《动物化的后现代》）里面对于御宅族的描述。它是说在我们的当代教育里还依然延续着所谓的前现代或者现代的宏大叙事，或者说有一个整全世界观的需求。说我们应当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当下的或者说后现代的一种所谓的流变的生活状态中，已经没有了获得整全世界观的可能，也就是说碎片化。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世界观的时候，就只能求助于宅文化（比如数码宝贝或者是进击的巨人）这样二次元的巨大、完整的世界观，在那里面可以获得我们在现实中没有办法获得接管的一种宏大叙事的消费。

 梁森老师：

我问一下，我有一朋友他喜欢玩兵人，小的那种玩偶兵人，那算是“宅”的一种方式？我没办法接受，都快六十的人了还玩那个，整个好几个书架全摆满了，而且据说那个非常贵。这算是“宅”吗？

 肖炜：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说到技术宅，可能他不是从某个动画、游戏，或某个世界观而来，他就是喜欢做点手工或者喜欢搞点事情，也有自己沉浸在自己的领域的这种。现在宅这个词应该是脱离了我们最开始所说御宅，就ACG、御宅（おたく/OTaKu）的意思。

 梁晟榕：

其实我想知道议题所说的“宅”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所说的宅，来源于日语御宅（おたく/OTaKu），原义是对方的住所或是第二人称的尊称，在80年代，它成了动漫爱好者对自己的称呼，逐渐泛化之后，御宅形容的是“狂热爱好某一特定事物，有着远超一般水平的知识”。其实“宅”这个词在00年代流传到中国之后，它的含义可能更偏向于中文原本的意义，也就是“宅在家中不喜欢社交”。我想今天我们谈青年精神困境，可能更指的是不爱社交的这种生活状态，而不仅仅是动漫亚文化。

 阎作雷老师：

宅不是说光呆在家里面，就觉得这个解释得很对。刚才技术宅应该是一种爱好。就是我天天在家搞学术，这个算宅吗？（肖炜：学术宅。）我觉得宅应该说与二次元文化是非常相联系的。这个同学我觉得她说的很对。

 梁悦悦老师：

我也觉得。这位同学其实回答了刚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疑问，我刚开始觉得，其实“佛”和“丧”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文化现象来讲是可以被放在一起来谈的，但是“宅”好像跟这两个字有一点区别，如果我们按照御宅文化来理解的话，可能更接近于今天这场活动想要说的本义，我们在谈“宅”的时候，更多指流变到我们本土以后的意义，我们经常用的宅男的“宅”，其实跟日本文化是不一样的，就我的了解里有很多的概念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日本的御宅文化里会说，“宅”是指非常精通某件东西、对一个东西有狂热爱好的人，但是大家一般对宅男的理解是什么？只看大家的反映也能够说明了，他不止是呆在家里面，还给人身材管理应该也不太好的感觉，经常喜欢吃外卖、没有什么很好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追求，会对社交恐惧……和所有这些词连在一起，你会发现“宅”已经完全丢掉了对某一个领域有专门的技艺或有狂热热情的意思，而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把它佛、丧放在一起的一个原因。

 耿星河：

我觉得“佛”就是“什么都行”，“丧”就是“什么都不行”，“宅”就是“你管我行不行”。

 王力丁：

就和人打交道而言，可能宅是觉得“我没有和人打交道的需求，自己在家里也挺好”；“佛”就是“和人打交道无所谓，能聊就聊，不能就算”；“丧”就是好像已经丧失了和人打交道的能力。之所以把这三个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可能宅到一定程度突然就觉得想和别人打交道失去这个能力了，而有些人的佛可能表面上表现得云淡风轻、不怎么在意人，可是心里其实很想人交往，是一个缺乏能力的表现。所以它们其实在我理解的好像是没有明确的界限。

 王洁颖：

其实我倒不觉得这三个词指的状态仅仅指社会交往方面，我觉得这三个词背后所象征的应该是某一部分当代青年所持有的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态度，会经常徘徊在这三个不同的状态里。“佛”是比较无所谓，然后对一切事都抱一种好像“OK，我不关心、怎么样都可以”的状态；“丧”可能是指他在看待这个世界、自己或者跟周遭一切的关系的时候，会更倾向于产生较为“负面”的想法，就是会很轻易地看到一些对大家而言“不够积极、不够正能量的东西”；“宅”就是在两种前面的状态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就是“我比较不愿意主动地去与这个世界或者与他人甚至与自己发生一些联系，我比较想要保持我自己的独立状态”，这是我对这三个词的基本认知。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大家会觉得这三个词代表着非常不好的状态，但是其实我是想说它们是每个青年或者每个人在漫长一生当中会出现的非常正常的情绪或者状态，是阶段性的，挺普通的状态，没有必要把它们妖魔化，描述得那么可怕。

 肖炜：

我问个私人的问题，森哥年轻的时候有过（这个阶段）吗？

 梁森：

肯定有。我想每个人都多少会有，只是叫法不一样。这是一种状态，也许在成年人或很有成功经验的人看来，这种状态很不健康。比如30多岁了还是一礼拜或者十天都不出门，屋子周围全是二锅头瓶子，刚才同学讲了这就是一个阶段。比如就是不想出门，是不是可以用“宅”或者“丧”来说？我们不知道八、九十年代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说法用来描述这样的青年，我倒是觉得是不是这种叫法背后的流行或的传播的程度，跟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有的这种“焦虑”，是不是不同？

 女同学：

刚才梁森老师提到、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就是“青年的某一个阶段”，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佛、丧、宅”。前段时间看到一本书叫做《下流社会》，这本书最核心的思想是中产阶级的分崩离析。比如说中产阶级可以维持自己日常的温饱生活，但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希望从中产阶级晋升到上流阶层，另外一部分人在思想或精神上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或不那么进取，想成为下流阶层。这种“下流阶层”并不指社会地位或生活状态，而是说精神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不仅仅说的是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某一代人在某一段时间的精神状态，而是能代表社会的一种整体的精神状态。

 王洁颖：

我想接着这位同学的话说，我所指的阶段性是说人在面对整个社会环境出现变化的状况下所做出的情绪上的自保机制。通过把自己变成一个很“佛”、很“丧”的人，或者是很“宅”的人，去应对这些来自外界客观秩序的变化，我觉得既是人在变化中的结果呈现，也是现代社会的变化所引起的人的对抗性、主动采取的情绪上保护性的措施，他在面对些变化的时候，势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让自己适应，这是我对“阶段”的解释。这些状态必然还是在被刺激然后才出现，而不是说我没有理由地主动变成一个很不开心或很无所谓的人。所以就像梁森老师讲的，这背后肯定会关乎当代社会变化的状况，也可能跟经济、跟整个社会环境有关系，跟我们周遭每个人所做出的选择有关系。这是一个整个串联起来的连锁反应机制。

 冯路贵：

刚才同学提到当下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可能有两点可以提及，一是互联网技术使得我们独处成为一种可能，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一个小屏幕投入另一个世界里，使得我们不用太在意物理空间上的交流，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抽身而去，而这使得我们的离开和回来都很简单。很多同学认为“宅”是不与外界发生社会联系，但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失去社会联系，而是很多大公司、大平台帮助我们搭建了社会关系。我们通过小屏幕可以很容易地跟外卖小哥、B站删帖员、豆瓣删帖员发生联系，只不过这个关系隐藏在重重的网络技术的帷幕之后，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么远，但是确实是在与他们发生社会关系。还有一点，我认为是就是“单子化”或一种“公共生活的消退”，这也是很重要的。我最近在读帕特南的一本书《独自打保龄球》，关于美国公共生活的消退，虽然中国有没有公共空间尚有争论，就我个人例子来看，像是我有朋友大学毕业后确实有一段迷茫期，他让自己走出迷茫期使用的是类似于上瘾物的东西（如果把猫也算进去的话）。非常有意思，猫象征的也是一种独处生活，而不是公共生活。养狗每天要出去遛，遛狗也要发生交互，你跟别人一聊天就发生真正物理上的社会关系。猫给人一种想象，那样就是不一样的。

 高语含：

这个是我想帮这位社会学的同学补充一点。他刚才说的两个方面，其实就是“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形而上”即我们没有宏大叙事了，现代生活瓦解了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一方面，还有现代技术、互联网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直观、非常现实的因素，即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压力、竞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大。微博前两天有人问，“在北京，孩子4岁，1500的英语词汇量够不够用？”在美国是够用的，但在海淀上学就不够用。如果等到这一代孩子成长到20岁，他们要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竞争压力？现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导致年轻人想要在现实中取得一个很大的突破是非常不现实的事儿。这种直接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对你的小目标造成了精准打击。这是造成现代焦虑感比较膨胀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闫作雷老师：

刚才那位同学提到了《下流社会》，现在日本比较流行两本书，除了这本以外，还有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他对日本出现的低欲望现象作出了解释，我们的一般认为就是由于日本20年的经济停滞，但是作者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日本之所以出现年轻人不想消费、没有欲望，甚至房子也不想买的现象，是因为日本是一个特别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日本的社会保障特别好，导致了年轻人觉得努不努力没什么区别。他们特别看不起昭和时代，他们觉得长辈把所有积蓄都用来买房贷款，一辈子都当一个房奴是非常傻的，所以他们情愿租房也不愿意贷款买房，所以日本现在贷款率是非常低的。日本政府出台了很多的优惠措施，年轻人仍然不贷款。年轻人中“宅”特别多，日本男性单身的也特别多。一项调查中表明3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对恋爱，甚至对性的兴趣都大不如前。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以前有一词概括这些男性是 “草食男”。他们表现得非常的安静温和、对社会无害，但就是没什么欲望，安静的“吃草”，然后不看旁边。这种“食草男”06年开始出现，现在成为日本普遍的现象。

大前研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认为高福利导致了社会活力下降，他所谓的欲望不是指感官欲望，而是指个人奋斗的动力以及出人头地的企图。他做了一个调查，问日本现在的年轻人愿不愿意成为总经理这样的成功人士，结果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他说这和昭和时代也就是战后的那一代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前研一针对低欲望社会也给出来了自己的解救方案，例如大学私有化、采用单一税率等，总体上是一些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书里面给出的一些数据很有趣，比如日本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比例是48%，中国是60%左右，台湾地区也是如此。更高的美国、香港是70%左右，最高的是两个国家——印度和俄罗斯。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确实没有那么多富人，但税也非常高。今天同学们没有注意几个重要的问题，相比于更发达的美国，为什么在日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难道是受他们的动画文化影响的吗？刚才同学说到了社会原因，我觉得可能和社会板结不一样有关，这也导致我们国家的佛丧宅和日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贫富差距较大，社会流动性也不同。总体来说，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日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高宸：

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的情况，我想起加缪的《局外人》描述的就是一个非常“佛”的状态。但是我们会把它看作一种反抗。我想到另一个点，就是上一期争鸣提到的颓废的问题。就进入现代主义之后，其实颓废也是带有很强的反抗性的。我觉得佛丧宅在这个语境下，它的反抗性其实是消极的，就是“安于现状”，所以我觉得它在现代跟当代是有区别的。我对这个区别比较感兴趣。

 万恩足：

听了刚刚那位同学的发言之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佛丧宅”这三个概念的被发明、被创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如果单纯对应到现代汉语来考证这三个词，它们现在的意思跟本意是有一定差别的。如果这样想，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在现代性的环境下被某一个群体能动的构建出来的新词。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透过现象讨论其成因呢？首先得思考这个词语的构造到底有没有普适性，我觉得这是可以斟酌的。如果从“佛丧宅”直接讨论人的精神、心理或许并不是非常恰当。它是怎么提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网络上流行下来的。大家听嘻哈和摇滚会知道，美国有一种文化叫Emo Trap,它是指歌手们刻意写出一些很丧的歌。大家写的其实都差不多，比如“我今天买了包零食，结果发现女朋友把我绿了”。但这种文化现在已经风行到了一种程度。那么这种风行背后究竟是因为我们很丧所以产生了共鸣，还是说这种文化使我变丧了？我觉得这背后是涉及消费的问题的。是我能动的产生了这三种情绪，还是这三种情绪是社会带给我的？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梁悦悦老师：

我想回应一下这位同学。你刚刚提到了这个词的建构问题，我以一个88年出生的人来给大家说我的感受。在我的青年时代，“佛”的这种用法是没有的，但“丧”是有的。我记得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说“今天过得很丧”，但是这就是一个非常中文的意思，就是“很不好、不开心”。如果一个同学真的就像萧敬腾一样，出现在一个地方就会下雨的话，我们就说他是“丧神”，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还不会用这个词，表达他最近实在是倒霉到家了，但是显然已经和这个词放在今天的意思不一样了。

以我个人的了解，“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变成一种我们形容当代青年人（特别是90后）的一种精神状态，应该就是最近两三年之内，更多是在互联网上面。刚开始是一些自媒体发布了能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并且容易触动当代青年人情绪的一些内容，达到一种契合之后“佛丧宅”就变成了现在的这样一种形态，今天我们才会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建构出来一种概念，这种东西和我们自己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我觉得可能用韦伯的那句话会比较容易理解：人相当于一种被悬挂在自己建构出来的意义之网上的一种动物。我们创造这个词的过程就是给自己编织一个意义之网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可能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技术,比如说自媒体背后的营销号就有资本，但是它被建构出来以后，这个意义网已经在那了，我们就是被粘在上面的人，有一个被束缚和控制的过程，所以这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正向因果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互相影响。

 徐智老师：

我想回应一下前面同学对“佛丧宅”的态度或立场，其实是把这个现象放在一个相对负面一点的角度上了。实际上我希望大家可以跳出负面的态度，去看一下这种现象出现或是被大家所关注的合理性在哪里。前面两位同学谈到“技术”，其实这跟梁老师刚刚说到是一样，有个学派叫“媒介环境学”。在这里，我们谈到媒介就是信息技术，它使得我们在生活的环境中已经形成一个这种互相关联的状态，我们生活在其中也为它所改变。在这个文化现象产生的过程中，技术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去讨论它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我是被卷入了这样的状态之内，还是说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在技术的挟持之下，大家互动的过程中，在社交圈中，或者一些圈层的兴趣聚集之中，都会被这种文化所裹挟，大家都在讨论，然后我不自觉地就加入其中，这也是目前整个信息技术的状态，即大家都是高度参与的。虽然我们在电脑面前没有出家门，但是我们依旧是高度参与这种文化的建构，甚至说我们在这种高参与度的建构中获得了这种狂欢的快感。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脱离这种只讨论精神状态，进而去看这种文化现象的一些合理性是在哪里？

 王洁颖：

根据刚刚同学和老师刚刚所提到的，似乎这样一些现象只能是产生在当今技术发展的这些状况下，或者说隶属于当代的、出现在当代的环境上。但是其实无论是价值感的丢失，还是意义感的失落，对我们来说它其实并不是那么陌生的。我觉得在很古早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其实我们也都能看到，不管是诗人也好，作家也好，他所抱持有的一种焦虑感，一种丢失感，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与今日相比，其实并没有那么发达，也没有互联网可以让他们很丧。

所以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只是说我们拥有相同的情绪，但是在我们的符号的使用上，我们用了不同的符号。所以我觉得这些精神状态是延续下来的，而不是说只是因为我们社会客观物质的方面或者技术的方面发生了变化。

 徐智老师：

我想我其实跟你的看法是相似，我觉得无论是国内外还是历史发展潮流，其实每一代人都会有这种精神上的状态。不管我们所说的颓废或者消极的看法，这种现象被大家所看到、讨论，显然是有技术的动因所在。我承认这个现象在整个发展人类发展流程中都会出现，因为这是人类正常的情绪的表现。我们现在能把这个现象提取出来，被大家看到，甚至是参与到其中，这肯定会有技术的一些影响在里面。

 女同学B：

网络的发展使得亚文化能够向主流靠近，有不断放大的可能性。同时另一点我还想提到的是，也许另一个方面就是，“佛丧宅”现在这么流行，一方面是亚文化的壮大，一个是亚文化群体的力量在壮大。现在掌握文化的人，他们以前也就是在网络文化中生长起来的这一代。小时候也接触过比如说动漫、非主流文化的东西。首先这些亚文化的群体长大了，另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亚文化逐渐主流化。

 高语含：

我同意刚才老师说的，技术的原因不是构成“佛丧宅”文化的核心的理由，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以把这种焦虑的情绪肉身化的条件。但是我有一点小小的意见。我们谈到焦虑感的时候，还是需要区分一下前现代的焦虑感和现代的焦虑感。因为前现代的焦虑感，它是有焦虑，对吧？我们读陶诗，陶渊明这个人非常矛盾，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他也会有精神的焦虑和冲突。但是前现代的这种精神的焦虑和冲突，是可以自我愈合、自我调节的。它有一个大的价值框架，比如说对于西方来说，我就有一个上帝，以及一个乐园。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旧诗里面最丧的，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古诗十九首》“忽如远行客”这种很低落的情绪，但是宏观上来说，旧诗总会为这种焦虑、对抗情绪去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像陶渊明，可能就是《形影神赠答》，他“形”的那首和“影”的那首，把两个极端的焦虑的冲突给揭示出来，然后最后用“神”来做一个结，最后达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然后有一种更高的价值的统一性，去消弭掉这种对立，从而使这种威力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不会把我自己摧毁掉，把它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把它调和住。或者说儒家本身也会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我虽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会受到挫败，可能我的行动并不一定总能获得我想达到的结果，但是我的行动，我进取的行动本身，它认为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种前现代的焦虑的自我调控的机制，在现代以来已经被瓦解了。比如对中国人来说，首先尼采“上帝死了”传入中国以后，这是一重打击。然后五四之后，新文化以来，传统儒家那些价值观没了，这是再一重打击。然后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某一位伟人死了，然后“文革”一结束，这又是一重打击，然后就会发现，中国的比如说前现代的诗人也好，或者哲人也好，大多数都属于精神上相对比较健康、积极的状态，但是，在80年代以后，就出现海子、骆一禾、顾城，开始自杀了。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现代性的焦虑才能跟佛、丧、宅挂钩，它跟前现代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可以导致我们自身的消极和负面的。

 肖炜：

我对古诗不太了解，确实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古代人他精神状态更健康？

 梁森老师：

李贺就是焦虑，孟郊也焦虑，焦虑的人很多。

 肖炜：

因为我不太信任诗人，他们写“我要死了，我好难受”，其实开心得很。

 梁森老师：

不是，人家写的有美感，肯定不像你说得这么难受，对吧？“与尔同销万古愁”，说得多气派啊。人不是“朝如青丝暮成雪”，我马上就死了，可是我还要喝酒，多健康。高语含归纳得非常好，分成两块，这些东西可能是跟后现代（有关），刚才还有几个同学提到文化的层面就叫亚文化。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在西方的五六十年代，这种亚文化始终处在“亚”的状态，可是他提到这个逐渐走向主流了，我不知道这种评估是不是准确。网络文化是不是逐渐向主流文化渗透，甚至已经成了部分的主流？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

 冯路贵：

刚刚那个姑娘说的是“佛丧宅”作为一种具体的过渡仪式，或者说是一种使自我发生调整的一种技术。按照人生周期的来说的话，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而从这个阶段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角色发生转换，我无所适从、不懂该干啥，然后我就“佛丧宅”，通过这样的一种具体的过渡仪式，能够帮助我自己完成这样的转换。这可能说是个体层面上的“佛丧宅”，但是如果说作为社会心理的“佛丧宅”话，我觉得它是跟社会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关，叫“社会失范”。这个概念是说，涂尔干在目睹了工业革命之后，（认为）人们的巨大的精神世界、组织方式、我们所认同的价值观等等，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所伴随的是所谓的世界的祛魅，我们不相信有任何的神秘力量可以主导我们的生活，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计算来进行支配。那么祛魅之后导致的就是上帝死了，或者是神秘力量都消退。但是神并没有死亡，就是说，之前神是一神，之后是诸神之争，有很多的神。社会失范并不是因为没有“范”了，是因为“范”太多，范式太多了，我们无从选择。这种迷茫的状态是“佛”，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讨论的叫社会心理层面、集体层面的一种“佛丧宅”。

如果再从中国社会的独特角度来看的话，国家、政党、社会高度统一，所有的一切都统一在一个中心，就一个政治资源，单位制，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被集体所管制着。我们不用去思考这个东西，所有人都在认同那个价值，但是说，从改革开放，然后中国政治经济都开始转型之后，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动，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八九十年代，甚至稍稍往前一点的时候，人们可能就有了一些幻灭感。什么伤痕文学，“佛丧宅”可能是一种有点相似的社会心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它的市场制改革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另外的一个社会范式，是我们所期待的价值观，“一个彼岸”。就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我们都认为可以到，但是慢慢到现在之后又发现好像要求有一点不是那么合适的感觉，所以说这种情绪可能又冒头。

 闫作雷老师：

对。原子化个人的存在状态是我们当下的人的存在状态。其实你也说到50到70年代，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无论在大城市小城市都会有广场舞，都是我们的长辈在跳。维系他们那一代人的还有一种东西，你说是集体性也好，或者别的东西也好，有些东西维系着他们去跳舞。但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很难说我们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去一个完全无功利地去到街上跳舞，完全做不到，也会有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比如社团活动，也会有一些什么舞蹈社团之类的，可能会为了比赛，为了取得名次去跳，但是像我们中国大妈这样一点功利都没有，完全为了愉悦身体，完全为了在一起去跳广场舞，几乎做不到了。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是封闭、向内的。他们看不起中国大妈跳舞，但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的现象，他们跳舞身心也会非常健康，心态也非常好，反而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佛丧宅”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时代的问题，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带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作为我们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参照，另一个我觉得讨论佛丧宅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在中国现在是现代、后现代、前现代并置的社会，你会发现在一线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孩子出现了佛丧宅，但是来自小县城的、来自农村的、来自边远的少数民族的孩子，他们还在那里默默奋斗。有时候我们整全性、笼统地说，我们当下年轻人“佛丧宅”是一个虚假的幻觉，不符合我们对当下年轻人的看法。我在课堂上有明显的感受，学生们只是说“今天我很丧”，然后抱怨一阵子，然后晚上该干嘛干嘛，一个抱怨而已。所以我们，尤其民族大学的学生，其实佛丧宅不多。一篇我课堂上讲的小说是方方写的，她写一个家境非常贫困的年轻人，他进了大学之后非常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把每天日程安排得非常满，几点干什么，还要勤工俭学，还要到校外去兼职。他要改变出身农村这种命运，然后他们宿舍有一个同学家境非常好，有一天对他的同屋说，“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天天活得这么累？我实在不理解你，然后说我回家之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八九十年代大学生，他们说完全理解你的做法。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样的。”我们在座的同学是同龄人，然后共享了一些相同的感觉结构，是一个时代的人，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有可能属于两个时代，在某些行为和方式上。所以，如果我们简单、不做分析地被“佛丧宅”的这种思潮去裹挟的话，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空的，所以我觉得需要区分。

第二个，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对“佛丧宅”这个东西的敏感性要区分专业。我们人文知识分子老是说“其实该反思反思”，搞艺术、搞人文的对这个比较敏感，会思考并关注一些人文精神方面的问题。但是同学们如果看看理工科的学生，他们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一般人会觉得理工科学生比较阳光，对不对？其实我很有感触，因为我研究生阶段的时候，宿舍里面有一个理工科，专业是核物理的舍友，我们一共四个人，其他三个是中文系的。我们文学专业的天天看书，他天天跑实验室。我感触是什么？核物理专业的学生，他心态特别健康，特别阳光，心里特别单纯，他有一定目标。理工科的思维是什么？我最近看的一篇关于工业党和情怀党的文章，认为理工科学生的思维很简单，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会简单粗暴，但是他内心可能和我们人文专业的，就是说比较精细也好，比较复杂也好，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讨论佛丧宅要区分这两个。一个是阶层差异，其次是我们大学生的专业的差异。我还可以再举个例子，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大多学生都是单身，邵老师想搞一个活动，把她的学生和张虎的学生都叫到她家去，目的是撮合撮合，解决单身问题。去了几次之后，邵老师跟我们说，成功的全是化学系男生，配中文系的女生，没有一个中文系男生可以配化学系的女生。他说“你们中文系男生太笨了”。他说化学系的男生能把中文系的女生拿下的手段非常的简单粗暴，第一个就是写情诗，然后第二个送花，然后听了，我们在场的几个都觉得非常low，然后我研究生导师就说“我是女性，我知道这招管用”。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出，我们学艺术、文学、社会科学的，行动能力很差。“要去追这个女生就要采取手段”，他没有那套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工业党和情怀党也好，这个是要区分的，不能够盲目地去说。有时候自媒体会放大这个东西，我们和这种情况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中国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一个大国；日本是太经济主义了，太小确幸了；美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追求者。大前研一的忧虑非常对，老龄化和低欲望，把日本拖向死亡。所以我对中国的青年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希望的，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王洁颖：

闫老师主要是做两个区分，一个是时间上的区分，还有对象上的区分。但听前面的同学和老师发言，我自己觉得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区分，即“佛丧宅”是作为一种结果，还是作为一种方式、途径。我们在谈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也好，还是后现代也好，这些因素的变化所造成的人的心理或情绪变化也好，它形成的“佛丧宅”是反映出来的一种结果，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利用了这种本来应该作为结果的东西，对这些社会的变化或人的变化进行回应。因此，我们开始接纳它它作为亚文化或者是甚至主流的文化，并把它们作为我们去回应之前的一些变化的一种方式，这是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在结果和方式手段上，也对佛丧宅做出区分，去看待他们的不同。

 梁悦悦老师：

闫老师说的我非常的赞同。有一个观点是我非常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尽量不要以一种特别本质主义的态度去看待“佛丧宅”，简单来说就是把它看成一个很静态的东西，就是它会有一个固定的概念，代表一种人固定的一种精神状态，一旦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肯定要对它做一个价值判断，最后你就会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忽视很多的维度，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境之下的状态会不一样，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他也会不一样，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表现可能也都会不一样。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忽视掉了，我们对它的评价就会站在一个很奇怪的高度，可能会类似于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告诉大家不要“佛丧宅”，这样的话，我们讨论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像闫老师还有刚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也是代表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关注每个个体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到底是作为结果还是策略，这其实特别重要。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策略，它可能是通往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那样的话其实也不错。

我是做文化研究的，刚才有同学提到亚文化，我们从一种亚文化研究的角度去看，我们叫它“后亚文化”，它其实可能在亚文化研究里面有它自己的一个阶段，所有文化研究它后面会有想要达到的效果。我们实现人在个体的精神上的超越也好，或者说社会的、变革性的超越也好，最后一定是让它越变越好的。所以说“佛丧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扮演策略性的一种角色，就是说如果能够正确地对待它的话，它可以是暂时性的发泄内心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是未来你想要追寻的那样一种东西，可能它最终的结果还是可以企及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还有，很多同学刚才提到关于价值的层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也想问在座的同学们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代际的问题，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的看法，你觉得“佛丧宅”这个东西，80后90后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吗？这个词是这两年才出来的，大家可能都已经读大学了，没有可比性，但是你们觉得你们身边的接触过的一些高中生，就是比你们还小很多的未成年人，他们有这么明显的一种状态吗？还是有的是吧？我从我个人的感觉上来讲，作为一个80后，我会感觉到代际的变化，就是我们说的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变化还是蛮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话语”这个概念来解释，其实我觉得“佛丧宅”是蛮像福柯说的一种话语的。话语是什么？最简单的来说，它在一个时代的特定环境之下会被不断重复，大家会用一些文字来书写它，或者会制造一些网络词汇来建构一种价值观，它会对这个时代里的一种人形成控制性的力量。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下我们会觉得一些控制性的力量消解了。比如说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有和我妈妈那个时代一样的话语，老师教我们说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你要做一个努力奋斗的人”，我们会说这句话。理工科学生的价值体系也会有这个东西。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所有进校的人都要接受一套价值观的洗礼。其中有一句话是马约翰让我们跑圈，他是著名的体育老师。后一句话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们的校训是“行胜于言”，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工科学生的标准，所有的词指向一种积极奋斗、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的一种场景。但是我觉得在90后大学生里面这样的一套价值体系应该是失灵的，你们听到以后会觉得这个话已经有点脱离这个时代了。包括大家听的流行歌曲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最流行的歌曲会是励志类的歌曲，有那么几个歌手的歌曲唱了一辈子励志的歌曲，比如梁静茹，比如张韶涵，比如S.H.E.，属于80后的集体的记忆，但是到现在，大家爱听的歌一定已经不是这些人的了。你们喜欢听一些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我发现是类似于《我不是真正的快乐》这样的歌。这首歌很老，但是在现在年轻人里面还是很红，然后再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它的歌词里表达的东西其实和“佛丧宅”的状态是不是很契合？所以它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不绝对体现在大家在网上使用的词汇或者呈现这样的状态，而跟大家整个的对流行文化的感知、音乐欣赏的品味的变化是相关的，这个价值体系在每个时代会被建构出来不同的话语，大家有的时候会把它作为一种反叛。比如我是一个老师，我如果老强调这种东西，大家就觉得很烦，“我们要艰苦奋斗”听上去让人很讨厌。大家可能就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作为抵抗的策略，来当做一个自我的一种表达。这也可以是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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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炜：

咱们开始下半场，刚刚梁森老师说咱们上半场撕得不够狠，我也觉得虽然没有冷场……

 梁森老师：

但是得撩一撩，把不同意见撩起来。

 何竞祺：

我们在讨论“佛丧宅”的时候，其实默认了一个合理性，就是“佛丧宅”和当代青年的紧密联系。但是我觉得，其实青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佛丧宅”是否可以描述当代青年，这个问题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佛丧宅”是哪些人对青年人的想象？是不是先通过这种“佛丧宅”定义了青年，然后再让青年去定义自我？我今天有怎样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我处在了怎样的一种氛围中，然后我才习得了这样的一种话语，原来自己是变佛了、变丧了、变宅了。其次刚才我们提到了，“佛丧宅”是亚文化范畴里的一种，我觉得它和之前我所了解到的亚文化的相比，可能是更内向的。我们当代青年是真的变内向了，还是我们被认为更加内向了，这是一个圈套吗？或者说，“佛丧宅”作为一种亚文化是不是一个对话与协商的结果？它是否是一个被官方认可的亚文化，被官方认可的亚文化还是亚文化吗？

以我自身经验来讲，我的父辈——那一批工人阶级的亚文化，他们处于20岁的青年阶段时，对于这种烦躁苦闷的解决方式，就是出去打人或者被人打（全场笑），但是这肯定带来了一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说在多方的角逐，或者说协商之下，我们选择了一种最人畜无害的方式来体现我们的丧、我们的难过。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也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就是亚文化的群体越来越大，但同时也越来越怂，最后我们就变成了爱谈天的软骨头，聊一聊就散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做。所以说亚文化这个圈套，是不是已经让我们当代青年失去了作为青年本身的锐气？而青年本身所具备的锐气可能是一个普遍的范围，它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代际之中，还有我们刚才的讨论，我们已经默许了亚文化和青年的这种联系，是不是已经说明我们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圈套？

 冯昕：

首先，我觉得即使不构成一些对撞、冲突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