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德军的最高荣誉“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第17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摘自汪冰《帝国骑士》

“防御大师”：瓦尔特·莫德尔元帅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存在了十二载便告覆灭，期间他一共晋升过19名陆军元帅，其中既有勃洛姆堡、勃劳希契和伦德施泰特等老资格的普鲁士军人，也有曼施坦因和隆美尔等才气逼人的新贵，还有保卢斯这种濒临覆亡之际被撮升元帅的将军，更有既死忠纳粹又颇具才华、终能手执元帅权杖的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和舍尔纳。尤其是后两者，翻阅任何一部战史著作，总能在某个章节同时读到这两个名字。他们两人被并称为二战德军将帅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因强悍的作风和酷烈的战场纪律而不受欢迎，因粗暴地对待下属、特别是参谋军官而遭人厌弃，因希特勒宠爱扶摇直上而遭人指责，因有相当的战场处置权而饱受嫉妒和诋毁，因卓越的防御能力和顽强的抵抗意志而被称为“东线救星”或“元首的救火队长”。但是，相对于其他元帅或如古德里安这种著名上将，史家们给予莫德尔和舍尔纳的关注并不算多。一个基本的命题是，莫德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历史应该记住的他，究竟应是“国防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防御战术天才”，还是“纳粹狂徒”，抑或“纯粹的机会主义者”？

2005年，美国历史学家纽顿（Steven H. Newton）试图以一部400页的洋洋大著《希特勒的指挥官：元首宠将莫德尔元帅》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发现，揭示莫德尔真实面目的任务出乎意料的困难。[插图]2010年，出生于柏林，但在二战中效力于法军的史家施泰因（Marcel Stein），出版了名为《有缺陷的天才：莫德尔元帅》一书，除了以过大篇幅讨论莫德尔在国防军战时罪行中的“身影”外，他将传主描绘成“国防军杰出的将军之一，除曼施坦因外，鲜有能与其比肩者”。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三部经典的战史著作——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和梅林津的《坦克战》，出于今人多少能够理解的原因，都没有太多言及莫德尔的地位，尽管后者与基辅、莫斯科、勒热夫、库尔斯克、纳尔瓦、北乌克兰、白俄罗斯、阿纳姆、许特根（Hürtgen）森林、阿登山区和鲁尔等许多载入战史的地名都密切相关。即便在不得不提及莫德尔时，几乎所有的战史著作都要么人云亦云地贬抑，要么浮光掠影地称他“总带着单片眼镜，精力旺盛，出言不逊，愚忠于希特勒”等。李德·哈特战后曾向被俘的德军将领们了解到他们对莫德尔的印象——“所有人都赞许他的统率能力，但同时也强调，不管是作为上级还是下级，他都是个极难相处之人”。曼陀菲尔曾这样对李德·哈特说：“莫德尔是个很优秀的战术家，其防御能力比进攻更出色。他在衡量部队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方面很有一套。他的方式很粗粝，而且他那套做法在高层也并不总是受欢迎，但希特勒很欣赏他。莫德尔在希特勒面前敢于大胆抗辩，其他人不要说做，连想都不敢想。”德军元帅的声望往往与特定的战场紧密相连，如新贵隆美尔的名声在北非达到顶峰，资格极深的伦德施泰特主要是在西线与英美对垒，曼施坦因的声誉与东线的南俄和乌克兰战场密不可分，魏克斯（Maximilian von Weichs）与巴尔干，博克与莫斯科，保卢斯与斯大林格勒等莫不如此。莫德尔截然不同，他总是被派往最危急的关键战场，领受的从来都是艰巨的任务或他人留下的烂摊子，以至有后人称他是“最高效的德军将领”。[插图]1944年夏，当苏军夏季攻势造成了普鲁士-德国军事史上最大的惨败后，希特勒曾在8月称赞莫德尔一手挽救了东线，古德里安对此也曾激赏不已：“……莫德尔是个精力过人的无畏战士，他不仅非常了解前线，也以不顾个人安危的习惯性做法赢得了官兵的信任。他既对懒惰或不称职的下属毫不容情，又以最坚定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图。在东线的中央战区重筑防线堪称一件非常困难乃至不可能的任务，而莫德尔是这一任务的不二人选。”在西线，当盟军统帅们希望1944年秋即能杀过莱茵天堑和荡平对手之际，莫德尔凭借其搜罗一切兵力的才能和种种超凡的努力，以劣势疲兵取得过多次反击战的成功，挫败和惊醒了英美首脑毕其功于一役的美梦。

毋庸置疑，出于对下属和同僚的那些招人讨厌乃至攻击性十足的粗暴态度，莫德尔并非一个战时“招人喜欢”或战后“为人仰慕”的将军。他既没有在聚光灯下“婀娜多姿”的隆美尔的领袖魅力，也缺乏曼施坦因的贵族气质和智力深度（难道不是纳粹元首那些不着边际的奇思怪想‘扼杀’了曼施坦因的天赋才华吗？），更没有“闪电战黄金时代”里的古德里安那种长驱直入的攻击才华。莫德尔的形象在战后一直较为晦暗，原因之一当然是他的个性、作风以及与纳粹高层的关系，另一重要原因似乎与他表现最佳的时间和地点——斯大林格勒崩溃前后的东线——也有密切关系，前德军将领和老兵战后似乎更愿把1943年后的东线装进记忆深处的黑洞里，而苏联红军在1943至1944年间取得的巨大胜利，也使得他们的手下败将并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地方。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大批二战档案的解密公开，莫德尔的战时形象也在史家们的笔端下（尤其是格兰茨的几十部皇皇巨著）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用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的话来说，“莫德尔是二战中最优秀的防御型将军之一，同时又是卓越的战场指挥官，他对战场态势的判断极少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影响”。

早年岁月：“锦鲤池中的梭鱼”

莫德尔在1891年1月24日出生于马格德堡—柏林公路上的小镇根廷（Genthin），小镇位于易北河—哈弗尔运河上，距马格德堡、波茨坦和柏林都不远。莫德尔的先祖没有从军的传统，多为路德教会学校的教师，父亲在当地的一所女校里教书，同时兼任学校合唱队指挥，而母亲这边的亲戚基本都是农民、马贩或开小旅店的。[插图]莫德尔家唯一与军队有瓜葛的只有他的叔叔，虽是德意志银行一名颇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但他同时兼有第52步兵团后备役军官的身份。由于在二战的最后日子里莫德尔曾派副官销毁了自己的所有档案记录，因此，后人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知之甚少。除父母外，莫德尔有个年长自己7岁的哥哥，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佳，除居住环境拥挤促狭之外，用水也有困难。莫德尔是在福音派路德教会的环境中长大的，一开始先在根廷的市民学校读书，1900年时，随着父亲在埃尔福特（Erfurt）找到乐队指挥的工作，莫德尔家的处境有了较大改善，他也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就学于埃尔福特文理学校。这所学校幸存的档案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莫德尔并不强健，反而显得病态恹恹、活力不足，不过学习成绩相当不错，不仅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方面颇有心得，对历史也是情有独钟，更是文学社的活跃成员。这时的莫德尔展现出的气质似乎表明，有朝一日他或有可能继承家族信奉宗教、为人师表的传统。但这一切随着莫德尔家1906年搬到瑙姆堡（Naumberg）而发生了变化。萨勒河畔的瑙姆堡与根廷和埃尔福特的气质截然不同，这里驻扎着德皇陆军的一个步兵团和一些炮兵。莫德尔在当地的“大教堂文理学校”(Domgymnasium)读书时，班里有一些驻军军官子弟，其中一位就是在二战中获得第13枚钻石骑士勋章的胡贝，他的父亲是驻军的一名上校。这些同学曾邀请莫德尔多次观看驻军的操练演习，从而拨动了他从军的心弦，不过，莫德尔体质文弱、视力不佳的形象，与那种孔武有力、英气勃发的普鲁士军人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1909年2月，莫德尔与19名同学一起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莫德尔、胡贝及其他5名青年这时选择了从军之路。莫德尔的父母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一直以来都想让次子像长子一样到法学院学习。按常规途径，莫德尔可能很难成为普鲁士军官团的一员，但叔父运用影响力和第52步兵团后备役军官的身份，设法说服该团团长给了他一个机会，而18岁的莫德尔在面试中给团长留下了态度坚决的印象，于是被接受为一名候补军官。到基层连队进行了几个月新兵训练后，莫德尔以二级中士候补军官的身份被送往尼斯（Nesse）军校学习。在以“弱肉强食”著称的军校里，莫德尔不仅经受住了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的考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及冷静高傲、敢于直面冲突的个性。同学胡贝曾说在军校时很难预测莫德尔将来的军旅前途，负责训练的一名士官也曾指责莫德尔“缺乏军官必备的强悍”，而且莫德尔自己有一次几乎都要放弃，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证明了自己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合格军官。1910年8月，莫德尔成为驻科特布斯的第52步兵团11连的一名少尉——该团虽非最具声望的部队，但也是一支有着骄傲传统的猛虎之师，其军官团也具有同样的内敛排他性。在当时的德皇军队里，任何试图成为军官者都必须得到所在团的所有军官的一致认可，即便皇帝本人都难以强行分配未获一致认可之人。对于出身中下层的莫德尔来说，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件成就，李德·哈特战后就曾指出：“莫德尔比多数最高级将领年轻十岁左右，他们也出身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莫德尔在这一点及其他方面与隆美尔颇有相似之处，尽管他所拥有的更全面的专业背景令他受益更多。”莫德尔少尉在第52步兵团很快就出了名，他展示出自己不仅是个有抱负、一丝不苟的军官，而且从不畏惧，敢于直言和正面冲突。另外，他也适当地保持着与同僚的距离。同时，他咄咄逼人、甚至是生硬粗暴的一面，也给其他军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仅对步兵训练中哪怕最小的失误大加挞伐，还公开指责上级不够关注和总结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军旅生涯之初，莫德尔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大嘴巴”，而且未与任何军官同僚建立密切关系，这些都将是贯穿其军旅生涯的特点。不过，莫德尔执行任务的热情和效率还是令上级大为欣赏，1913年10月，他被撮升为第1营营长副官——在普鲁士-德国陆军中，只有被认为具备培养前途、拥有适宜品质和能力的初级军官，才会被选任副官并进一步接受参谋本部军官的训练。有后人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作为营长副官，莫德尔开始采纳传统普鲁士军官的做派——举止严肃、不苟言笑，醒目的单边眼镜——但他同时又保留了德国小城镇资产阶级的工作理念和说话方式。”

1914年8月，莫德尔少尉随第52步兵团（隶属于第3军第5步兵师，军参谋长就是塞克特上校）参加了一战。8月23日，德军和英军在比利时蒙斯-孔代运河（Mons-Conde Canal）渡口发生了激战。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因为是英军数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欧陆作战而被载入战史。双方都有大量伤亡，英军躲在堑壕里向正面进攻的德军发起了屠杀般阻击，德军发现对手密布的机枪火力网在有利地形的掩护下支配了战场，而英军也第一次见识了德军重炮的巨大威力。第52步兵团就是正面强攻的德军之一，莫德尔所在的营被英军火力压制得无法抬头，剩下的两个营几小时后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排成密集队形的士兵唱着歌、欢呼着冲向渡口，等待他们的是纷飞的弹雨。有一位德军军官曾这样描述过这场号称要“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我们昏沉的大脑中仅存的印象，就是如注的血流、脸色惨白的尸体、令人困惑的混乱、漫无目标的胡乱射击、起火冒烟的房屋、残骸遍布的乡村、湿透的衣衫、难忍的口渴，以及累得像铅一般沉重的肢体。”虽然营长副官莫德尔的主要职责是传达命令、了解情况和监控侧翼的安全，但前述的血腥一幕，肯定给他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磨砺着他的神经和意志。

德军第1集团军的官兵忠实地执行着“施利芬计划”，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打到巴黎去的信念的支撑，整整四周不停顿地行军作战。就在他们接近巴黎时，高层出人意料地下令撤退——英法联军在马恩河一线发起的反攻，不仅葬送了德军夺取巴黎的希望，也使西线战事很快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堑壕战。9月29日，莫德尔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年底时又被提升为团长副官。1915年初，莫德尔随第52步兵团参加了塞克特筹划的苏瓦松（Soissons）战役，他本人也在2月25日晋升为中尉。随后，第5和第6步兵师等第3军的部队被调往阿拉斯（Arras）一线，在这里与英法联军对峙到夏天。9月，第5步兵师的战场转移到香槟地区（Champagne），莫德尔在这里终于以其战场表现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当时，法军集中了2000门以上的火炮向香槟地区的德军发起了大反攻，而莫德尔的第52步兵团正处在法军炮击的重点区域。持续75个小时的炮击将第52步兵团的阵地几乎完全摧毁，但是，当法军最精锐的殖民地军开始进攻时，他们被第52步兵团顽强地击溃了。莫德尔曾在激战中给第10步兵旅旅长、普鲁士亲王奥斯卡（Prince Oskar von Preussen，德皇威廉二世的第五子）上校送来一份报告：“步兵弹药告罄，法军被挡住了。目前全团的60%失去了战斗力。务请立即支援。”亲王对莫德尔在压力之下尚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应地派出了援兵，尽管听说这个下属“很难愉快相处”，但还是推荐莫德尔参加参谋本部军官的培训。10月19日，莫德尔因战场勇敢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但11月3日时右肩被弹片炸伤，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6周。1916年初，莫德尔到色当参加了参谋本部军官培训的“速成班”，完成训练后出任第10步兵旅旅长副官。莫德尔在参谋职位上表现得相当出色，由于参谋军官需要在总部和前线部队交替任职，他在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期间，既在第52步兵团任过连长，又在第8教导掷弹兵团做过突击连连长，期间还当过代理营长。在前线作战时，莫德尔因再次负伤而获得银质伤员徽章，还因战场表现赢得过仅次于“蓝色马克斯”的“霍亨索伦王室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1916年夏起，陆军最高统帅部的首脑变成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塞克特上校和韦策尔（Georg Wetzel）中校不仅是参谋本部里最关键的两名军官，他们也将在莫德尔军旅生涯的早期扮演着庇护者的角色。作战勇猛无畏的莫德尔，在参谋工作中也表现得既勤奋又严谨，加上又是第3军的老部下（一战之初时，塞克特和韦策尔分别是第3军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所以塞克特和韦策尔都对莫德尔青眼有加。1917年6月，塞克特将莫德尔调入最高统帅部负责军械事务（一直到次年2月，期间于1917年11月18日晋升为上尉），出访土耳其时也把他作为随员带着。塞克特1917年12月前往伊斯坦布尔出任土耳其军队参谋总长时，韦策尔遂成为莫德尔的直接庇护者，不仅安排他多方锻炼才干，还确保他在离开参谋本部时，能获得较理想的职位。跻身于参谋本部军官团的莫德尔，不仅得窥陆军权力中心之门径，也有机会目睹或亲自参与一些能够左右前线命运的决策。鲁登道夫曾计划在军队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而莫德尔日后成为纳粹帝国独当一面的统帅时，往往是第一个支持向部队灌输纳粹信条的将领，恐怕与其一战中的参谋本部阅历具有一定的关系。

1918年3月，莫德尔被调至波泽克（Maximilian von Poseck）少将的禁卫补充师任后勤参谋军官。波泽克对莫德尔近半年的工作成效极为满意，他的师也被认为是第1集团军各部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个师。8月30日，莫德尔被调到被英军评为“三流师”的第36后备师担任后勤参谋，在这里他以“吃苦耐劳、能够任事”的表现给师长留下了好印象。一战的硝烟即将散尽时，莫德尔负责总体协调第36后备师从弗兰德斯撤回但泽的过程，他的师长曾这样说道：“（第36后备师）能基本完好地撤至但泽，完全是因为莫德尔的坚持不懈和高超的即兴发挥技能。”完成撤退和善后工作后，莫德尔在1919年1月至6月间担任驻但泽的第17军军部副官，而该军的作战处长就是二战中以密谋反希特勒而出名的施蒂尔普纳格尔。1919年夏，莫德尔成为战后临时国防军第7旅的参谋军官——这个职位颇具挑战性，因为该旅吸纳了从波罗的海作战归来的“钢铁师”余部及其他一些自由军团，当时自由军团正成为战后政府的心腹之患，士兵牢骚满腹，动辄以造反和暴动相威胁。尽管一直都在参谋职位上勤勉工作，但此刻的莫德尔还是对战败的现实难以接受，对军旅的前景颇感失望，他像许多同时代军官一样也产生过退伍的想法。不过，随着1919年底被接受为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莫德尔再也没有动过改换职业的念头。

1920年初，莫德尔在第14步兵团2营任连长，3月时他的部队曾被派往鲁尔地区镇压共产主义暴动。驻扎在埃伯菲尔德（Eberfeld）期间，莫德尔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赫塔·许森（Herta Huyssen，与莫德尔在1921年5月11日结婚，共育有3个子女）。1920年10月，莫德尔调往第18步兵团任机枪连连长，告别前一部队时，他的师长在最终考语中曾称“莫德尔应该到最高层效力”。拥有丰富的一线部队经历后，莫德尔被调往第6步兵师任参谋军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并遇到了对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导师——第6军区（即第6步兵师）指挥官洛斯贝格（Friedrich von Lossberg）。这位将军有着“一战防御天才”之称，他率先提出了“纵深防御”战术，并因战场上的成功使该战术被载入德军作战条令。洛斯贝格反对有些军官鼓吹的“弹性防御”战术，他认为不能指望部队在炮火打击下还能有序撤退，允许部队随意撤退也会使协防成为泡影。洛斯贝格在坚信必须不惜代价固守一条连续防线的同时，也赞同“最前沿应部署较少的兵力，一旦前沿被突破，附近的预备队必须立即通过反击恢复局面”。洛斯贝格还认为应给予前线指挥官较多的决定权，以便他们能对局部的威胁和机会迅速做出反应。在洛斯贝格身边的这些日子，对莫德尔的防御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从1942年初的勒热夫到1944年夏的华沙和维斯瓦河，莫德尔进行的每场重大防御战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洛斯贝格“纵深防御”理论的影子。一战后的头几年里，莫德尔有不少战友涉足政治，但他一直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对政治和政党的超然态度并不意味着他是软弱之人，他的理论是不管什么政党执政，武装力量都有义务维持国家的完整和秩序，一旦接到命令，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对国家的内外之敌展开血腥的屠杀。从这个角度讲，他对政治的超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优秀的军事技能，确实使他成为塞克特战后军官团的一个模板。1925年10月，秉承着在参谋职位和一线部队交替任职的惯例，莫德尔再次离开参谋岗位，来到第3步兵师第8步兵团9连任连长。他格外重视训练军士，希望将每个军士都培养成一流的排长，并将此视为自己和每位连长的职责。[插图]在第3步兵师这支负责试验技术创新的精锐部队里，莫德尔发现身边有一批头脑敏捷的军官，如古德里安、肯普夫和温克等人，也多次见证了采用新武器和新技术进行的师、军和集团军级规模的演习。1928年10月，莫德尔调到第3步兵师师部任参谋本部军官。次年，对历史一直情有独钟的他出版了一部关于普鲁士名将格奈瑟瑙（Graf Niehardt von Gneisenau）的专著，加上同期撰写的关于一战重大战役得失的系列文章，莫德尔一时间名声大振——相信他将成为普鲁士军官之典范的上级和同僚大有人在。1929年10月，新晋少校莫德尔回到了柏林的“军队办公室”（即仍处于隐蔽状态的参谋本部），任职于第4部“训练总监部”（T-4）。接下来的4年，莫德尔先后在李斯特（二战元帅）、勃劳希契（1938年至1941年12月任陆军总司令）和韦弗（新空军首任参谋长）等手下工作。1931年8月，莫德尔陪同勃劳希契访问苏联6周，考察了德国根据苏德秘密协议设在利佩茨克的飞行学校和位于喀山（Kazan）的装甲兵学校。他与勃劳希契的私交相当不错，努力工作带来的声誉也帮助他在1932年11月顺利晋升为中校。1933年11月，莫德尔离开参谋本部，赴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任2营营长，1934年10月1日晋为上校后，正式担任第2步兵团团长。1935年10月，莫德尔的军旅生涯又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他被调往已公开化的参谋本部，主持新成立的第8部“技术部”（T-8），在副参谋总长曼施坦因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搜集分析国内外的技术进展和新武器的研制开发。虽缺乏必要的背景和技术专长，但莫德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是把新技术应用于战争的可能性有着天生的直觉，以致有人曾感慨地说：“贝克出任参谋总长以来，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任命莫德尔任技术部部长。”莫德尔对技术创新的热情为他很快赢得了“陆军现代化狂”的绰号，他主持的T-8主导了最早的突击炮和240毫米野战炮的研发，还全力宣扬将规模较小的装甲部队扩大为装甲师和装甲军。[插图]莫德尔与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等一起，全力推动将机械化部队建设成为陆军的核心。应该说，莫德尔在装甲部队的早期发展中是出过大力气的，对古德里安的支持也是有形且巨大的，虽不至于达到与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比肩的程度，但在各种战史、包括两人的回忆录中都应该给予相应的承认。但现实并非如此，莫德尔的功劳完全湮灭了，其努力并未得到上级的赏识和下属的完全理解，倒是他的冷酷和缺乏耐心常令下级抓狂，军官们常在背后说“莫德尔的坏脾气让他的聪明显得如此愚蠢”哈尔德也认为莫德尔常常不必要粗鲁无礼，而且还有意为之。曼施坦因在评价莫德尔的行事风格时，曾说后者“就像参谋本部军官团这个鲤鱼池中的一条梭鱼”，除了指他的另类色彩外，更多的恐怕是贬抑其像梭鱼一样极富攻击性的个性。的确，莫德尔无论是在参谋本部还是在一线部队供职，都以严于律己和冷酷无情著称，但在为人处世方面似乎完全不讲策略，不仅专横地对待下级，还口无遮拦地公开批评上级和高级将领，似乎与他20年前离开军校时没有两样。多年以后，当他成为元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时，希特勒有时也会在他出现的场合感到不自在。1942年，希特勒与莫德尔发生了一次严重争执后，曾对随从们说：“……你们看到他那双眼睛了吗？我完全信任他，但我可不愿在他手下工作。”[插图]从总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莫德尔不仅缺乏普鲁士贵族军官们精致的社交手腕和风度，也与希特勒和纳粹高官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为改变人们对自己粗鲁无礼的评价，他有段时间曾处心积虑地将行为修饰得像个乡绅一般，这当然是他一心想向上爬的一个典型写照。另外，莫德尔性格中复杂的一面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着清楚的体现——他既仰慕参谋总长贝克的才华和为人（他很清楚贝克的反纳粹立场），也与为自己孩子洗礼的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师交往甚密（后者是一战U艇艇长、希特勒曾经的支持者和后来的坚定反对者，1937至1945年间被关在集中营），同时，莫德尔也利用长期供职于陆军中枢的便利，寻机结识纳粹党要员。据信，莫德尔任参谋本部第8部部长的3年里，与戈林和戈培尔等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戈林赞许他关于未来战争中空军重要性的见解，戈培尔对他坚决服从且一丝不苟执行命令的态度颇为激赏（当然，莫德尔喜欢发号施令的作风也很对戈培尔的口味），并把他引荐给了希特勒。1938年，莫德尔曾向希特勒演示过步炮协同攻克要塞的战术，不过攻坚对象竟是捷克一座城堡的复制品！他的这一举动当然给希特勒留下了一定印象，但同时却惹恼了参谋总长贝克。

莫德尔与参加过一战的同时代多数军官一样，既痛恨苏俄共产主义，又对魏玛共和体制心怀恶感，他信奉的仍是“秩序必须先于民主”。1930年时，莫德尔在写给岳母的一封信中曾称，“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坚定地防止滑入任何激进主义”。那时他所认识的“激进主义”或许是指共产主义，但当纳粹上台后，莫德尔却和多数军官一样热情拥抱程度更甚的新“激进主义”。虽说性格中有着矛盾和投机的一面，但莫德尔无疑也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纳粹党试图重建武力、打碎凡尔赛条约、恢复国家荣誉的一整套主张，很难不在他心目中引起强烈共鸣。所以，很难说这时的莫德尔就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与许多军官一样都是“热情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者”。1938年3月1日，莫德尔成为少将，之前刚刚发生的“勃洛姆堡—弗立契丑闻”（实际是党卫队借机铲除陆军高层政敌的陷害事件）似乎并未让他有多不满。当年夏，当贝克被迫辞去参谋总长职务并由哈尔德继任时，新总长立即将自己素所不喜的莫德尔“一脚踢了出去”。11月10日，莫德尔成为驻德累斯顿的第4军参谋长。战争的幽灵已在欧陆上空飘荡，这将是一场令千万人丧生，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世界大战，莫德尔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起承转合？

从幕后参谋长到独当一面的野战指挥官

步兵将军施韦德勒（Victor von Schwedler）任军长的第4军是一支不起眼的部队，德军的快速扩张、机械化和技术创新似乎在这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顶着“陆军现代化狂”头衔的莫德尔到任后，不仅与性格沉稳保守的施韦德勒显得格格不入，在对新兵器和技战术的认识方面两人也有很大分歧。参谋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种关系和保证军令畅通，但莫德尔与军长和几位下级龃龉不断，反而引起了混乱和不满。尽管如此，第4军还是作为第10集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入侵波兰的作战，不过它担负的角色是在南翼掩护主攻部队。该军的作战经历不仅丝毫未体现出“闪电战”的气息，反而更像是一支警察部队，其“功劳”主要表现在镇压平民、掠夺财产、焚毁村庄等方面。莫德尔很清楚德军对波兰百姓和犹太人的暴行，但他为之辩护，还声称这些行动“无法避免”。波兰战役后，布施（Ernst Busch）上将出任新组建的第16集团军指挥官。陆军总部认为莫德尔缺乏机动作战经验，对装甲兵和装甲战所持的保守立场也令高层担忧，于是他在1939年11月2日被指派为布施的参谋长。总部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战役中，“秉承参谋军官传统，自身又是技术专家”的莫德尔能够很好地辅佐布施。布施与莫德尔相处得不错，两人的性情和政治立场也较为接近。第16集团军隶属于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在法国战役中的任务是尽快占领卢森堡南部边境后渡过马斯河，然后沿着马奇诺防线的最西端进攻法军。战役发起后的最初两天里，布施集团军的进展相当顺利，在其后的防御和局部进攻中表现也很出色，但这场战事的“荣光”属于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等人代表的装甲部队，后人记得的只有装甲矛头的狂飙突进和盟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第16集团军等步兵集群的出色表现几乎被完全遗忘。第二阶段作战中，布施集团军再次扮演着辅助角色，所属的战斗力强的步兵师均被调离，替之以战斗力和装备均较差的新建部队，任务是沿着马斯河东岸向南进攻，夺取凡尔登后再向东强渡摩泽尔河，与第1集团军合作夺取梅斯要塞。6月9日作战开始后，布施麾下的第7军曾因对手的顽强抵抗而进展迟缓，最后在莫德尔的恶语交加下终于实现突破，15日攻陷了凡尔登。到23日德法停战时，第16和第1集团军已按计划会师，合围了大约60万法军。

法国战役结束后，希特勒授予12名将军元帅军衔，在晋升一批将领职务和军衔的同时，还颁发了一批骑士勋章，但这些将校中并没有莫德尔的身影。本来，自沙恩霍斯特和格奈瑟瑙时代起，德军参谋军官就一直以隐身幕后辅佐主官为己任，“匿名”的参谋本部军官虽为无数次战役出谋划策甚至代行指挥，但并未形成追名逐利的传统。不过，由于获得晋升或勋章的参谋军官不在少数，唯独莫德尔不在其列，这恐怕还是与他臭名昭著的坏脾气以及参谋总长哈尔德的打压不无关系。有资料曾说，由于莫德尔时常不能控制脾气，曾在电话里多次咆哮或怒骂参谋本部军官，一度迫使布施与作战部长接过了与总部联系的职责。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希特勒对莫德尔军旅生涯的帮助在这时根本还未开始，他能做到集团军参谋长完全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干。莫德尔与布施搭档的日子还没有结束——第16集团军与第6和第9集团军一起被确定为进攻英伦三岛的主力。在代号“海狮”的入侵计划最终被束之高阁前，莫德尔领导的参谋班子一直都在兢兢业业地准备作战方案。由于伦德施泰特对入侵英伦缺乏信心和热情，他不允许A集团军群参谋部投入过多精力，因而，莫德尔实际上是在代行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责。他周全地考虑过强渡海峡、滩头突击、巩固阵地和最后突破等所有细节，这些计划和准备工作显然提高了他在后勤补给方面的运筹能力，也帮助他更深地理解多兵种大规模协同作战的精要。莫德尔此时已显示出自己的创新和即兴发挥才能，如主持创立多兵种联合训练项目，成立军官和士官专门训练中心等。随着“海狮”计划在1940年10月被无限期搁置，与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私交不浅的莫德尔获得了另一个重要机会——他被撮升为中将后出任第3装甲师师长（原师长施通普夫被迫“让路”，到第20摩托化步兵师任师长），不仅完成了从幕后参谋长到装甲师指挥官的转变，这个新职位还将让他在东线战事中获得很高的声誉。第3装甲师是德军最早组建的三支装甲师之一。莫德尔将任师长的消息传来时，据说首先要求调离的就是首席作战参谋，而师部的军官们也很快领略到新师长“舌若毒箭”的名声绝非浪得虚名。第3装甲师老兵协会战后编纂的师史曾这样“客气地”记述：“……官兵们开始说，‘第3装甲师已被重新塑造了（remodel）’——这个词来自于新师长莫德尔中将的名字。11月13日，这个有着无穷精力和热情的人接管了第3装甲师，并以自己的意志、强悍和视野锤炼着本师。”[插图]莫德尔到任后立即展开强化训练，他手下的旅、团长中，只有刚从第4装甲师调来的装甲旅旅长布赖特（Hermann Breith）少将，能够理解他试图灌输和养成强悍气质的良苦用心，对他越过层级、直接指挥连排级训练的做法也能勉强接受，但多数军官都有微词，尤其不满他越级行事、视各级军官的权威和脸面为无物的做法。莫德尔的上级、第24摩托化军军长施韦彭堡曾评价莫德尔是一个“非常聪颖但有些狭隘的军人”。最厌恶莫德尔的不是一线军官和士兵，而是参谋们——“莫德尔习惯性地忽略参谋们制定的日程和计划，鄙视他们的建议，但是，当他自己把计划弄得一团糟时，却揪住参谋们不放”。看来，莫德尔以得罪参谋部门的代价取悦了普通士兵（他们欣赏师长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作风，也赞赏他在最基层领导训练时表现出的活力），这也将成为他在各支部队任职时的一大标志——比如，1941年10月，莫德尔即将担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的消息传来时，军部的全体参谋竟集体要求调动！[插图]用“臭名昭著”来形容莫德尔的坏脾气和某些癖好，恐怕不会有多少异议。令人惊异的是，积怨和内耗并未削弱第3装甲师的战斗力和士气，也丝毫没有妨碍该师在苏德战争中成为古德里安最锐利的矛头。1941年6月22日，第3装甲师被部署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以南的布格河西岸，负责与第4装甲师一起迅速渡过布格河并夺取科登（Koden）大桥，而后再沿着布列斯特—科布林（Kobryn）公路向东推进。征得古德里安同意后，莫德尔在总攻发起前20分钟派出由步兵和工兵组成的小战斗群，悄无声息地夺取了科登大桥。当第17和第18装甲师的潜水坦克还在布格河摸索前进时，莫德尔已开始向苏联腹地推进了。当日下午，苏军第22坦克师被莫德尔的先头击溃（苏军竟损失了190辆T-26轻型坦克），苏军第4集团军的防线当晚被撕开长30英里的口子。实现突破后，莫德尔跟随手下的混合战斗群（由装甲兵、摩托车兵和工兵组成）一起进军，沿着普里佩特沼泽地北部的边缘朝斯卢茨克（Slutsk）快速推进，参谋们则远远地落在后面，试图控制已拉得很长的装甲师行军队列。到24日晚些时候，莫德尔已率部推进约250公里，他在斯洛尼姆（Slonim）附近指挥部队成功强渡夏拉河（Shchara），迫使苏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下令撤出所有部队，以避免被德军包围。但苏军还是晚了一步，随着第24摩托化军其他部队陆续赶到，苏军撤退的道路已被切断。26日，莫德尔率部抵达明斯克南面不远的斯卢茨克，随后向东朝别列津纳河进军，而古德里安与霍特两大装甲集群的前锋次日即在明斯克东面会师——5天内长驱直入320公里（约为到莫斯科的三分之一路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合围了苏军4个集团军。古德里安随即命令第24摩托化军避免与敌重兵接触，全速向第聂伯河挺进。莫德尔的下属此刻已有一周未能好好睡上一觉，但他在驱赶部队方面绝不亚于“飞毛腿”古德里安。莫德尔在此期间最常说的话就是“现在失去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日后无法承受的更大损失”。第3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7月3日夜抵达罗加乔夫（Rogachev）附近的第聂伯河，莫德尔冒着苏军炮火，亲自指挥部队建立桥头堡，但由于主力都落在后面，而且基本用光了油料，他无法再继续扩大桥头堡。7月9日，莫德尔被授予骑士勋章，古德里安亲自向他和第3装甲师表示个人的感激。古德里安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提到莫德尔时，基本都集中在1941年，他对莫德尔的勇敢、能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目标的风格，无疑是非常欣赏的。

就在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硝烟渐渐散尽之时，希特勒命令古德里安掉头南下，在守卫基辅和第聂伯河下游的苏军后方切开一道口子，与南方集团军群所部合围基辅周边的苏军。第24摩托化军是古德里安的南下矛头，而该军又将抢渡杰斯纳河的重任赋予了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负责在莫德尔身后跟进和掩护的是第4装甲师，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则奉命向霍尔米-阿夫杰耶夫卡（Cholmy-Avdeyevka）方向进军。[插图]8月24日，莫德尔率领先头战斗群踏上了危险困难的征程，他不仅要在苏军后方跋涉近300公里，沿途需穿越3条大河，而且由于两翼完全缺乏保护，第3装甲师有可能成第一支被围歼的德军师。莫德尔仅有41辆坦克还能作战（两个月前有近200辆），全程补给都要依靠空投，没有友军，没有后方，高速推进是他的唯一法宝。莫德尔的先头战斗群出发伊始，就以突袭夺取了杰斯纳河渡桥，而后迅速向南，虽时与对手激战，但并不纠缠。先头战斗群进展神速，甚至连古德里安曾有数日都找不到总在最前方的莫德尔。不过，随着苏军第21集团军展开极顽强的抵抗，第3装甲师一度风驰电掣般的进军有所减慢，开始像楔子那样挤压着向南推进。古德里安非常倚重莫德尔对前线局势的判断，当他得知苏军有可能反击第24摩托化军的侧翼时，他曾非常忧虑继续南下的危险性，正是莫德尔的准确判断和一力坚持，最终使古德里安下定决心尽快完成基辅合围。莫德尔的运气似乎不错，当他的一个小战斗群9月13日晨幸运夺取了洛赫维察及附近的苏拉河大桥后，他立即把剩下的坦克和若干步兵派去支援，竭力阻挡试图从此地发起突围的苏军。15日，莫德尔手下的第3摩步团一部，在洛赫维察外围与由南向北进攻的另一支装甲矛头会合，标志着基辅包围圈的正式合拢。从南面合拢包围圈的正是莫德尔的老同学、第16装甲师师长胡贝，但似乎所有的功劳都被记在莫德尔名下，有后人就称“莫德尔个人系上了基辅包围圈的口子”。[插图]9月20日，莫德尔的反坦克营俘获了苏军第5集团军总部，司令员波塔波夫将军也出现在战俘行列中。22日，莫德尔在提交的报告中总结了第3装甲师参战3个月的战果：“……俘虏43381人，缴获或摧毁坦克408辆、装甲车56辆、大炮738门、高射炮140门、反坦克炮515具、迫击炮265门、机枪1137挺、卡车2825辆……摧毁、击落和缴获的飞机分别为89架、96架和64架……”不过，莫德尔自身的伤亡也着实不菲：“……损失264名军官、4111名军士和士兵，为6月22日时的总兵力的27%……”

基辅战役后，第3装甲师随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北上，准备参加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第24摩托化军在10月第一周的任务是进抵奥廖尔—布良斯克的公路，但主要作战任务交给了第4装甲师，莫德尔师负责跟进和保护。10月3日，第4装甲师成功夺取奥廖尔，第3装甲师此后一周里基本上都在奥廖尔周边负责警戒，同时等待油料和补给。大约在此期间，莫德尔获悉自己将出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10月14日，陆军总部下达了包围莫斯科的作战令，第4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群将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古德里安所部则负责从南面、东南和东面切断莫斯科与外部的联系，他的第24摩托化军渡过苏沙（Susha）河后将朝莫斯科西南的图拉方向进攻，第4装甲师负责居左掩护，第3装甲师则在右翼主攻。莫德尔虽然即将离任，但还是认真“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一手制定出图拉攻势的详细计划，并在10月18日主持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亲自进行部署。之后，莫德尔把第3装甲师移交给自己欣赏的布赖特将军，准备前往第41摩托化军上任。莫德尔在第3装甲师的时间不长，在军官中也不受欢迎，但在士兵间有着很好的口碑。他的勇敢和灵活，对自己即兴发挥才能的高度自信，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并在险中取胜的能力，使他被认为是最出色的装甲师长之一。

10月29日，莫德尔正式接管第41摩托化军，并被晋升为装甲兵将军。莫德尔到任前夕，军参谋长和一干参谋们出于对新军长“恶名”的恐惧，曾集体要求调离，但最后被驳回。第41摩托化军隶属于莱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当时正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加里宁，距莫斯科不过100英里。在扑向莫斯科的最后攻势中，莫德尔的任务是保护向东进攻克林的第3装甲集群侧翼，同时保持与第9集团军的联系。虽非主攻方向，但莫德尔以其惯常的能量立即重组防线，雷厉风行地提高所部的作战能力。他曾把所有修理单位集中起来，命令官兵们不舍昼夜地抢修能找到的任何坦克（包括缴获的苏军坦克）；他下达命令时常常不经过参谋长和正常程序，本人也常到前线侦察，而理由竟是不相信侦察单位送回的情报！当第3装甲集群左翼的第7装甲师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边的亚赫罗马建起一座桥头堡，右翼的第6装甲师也推进到距莫斯科仅30公里处时，莱茵哈特命令莫德尔统领第1和第6装甲师等部“走完奔向莫斯科的最后一程”。军史家纽顿曾这样描述过此时的莫德尔：“……整个第3装甲集群中，（对夺取莫斯科）最坚定的似乎就是莫德尔。他坚信俄国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胜利将属于继续向前无情施压的一方，就像他朝乌克兰推进时所做的那样。他试图做到无处不在，赞扬、敦促或诅咒官兵；但他的出现让人不得安宁，因为他不接受任何失败借口。如果有军官指出两个装甲师加起来也只有41辆坦克，他会立即反驳说，即使这样也比他在基辅时的坦克多3倍。在德军攻势的最后几日里，莫德尔又得到了其诸多绰号中的一个——‘没谱的乐天派’，这无疑相当准确”。

但是，过人的意志和能量也不能改变德军进攻能力衰竭、油料补给告罄的状况，以及天寒地冻中枪炮失灵、官兵处境凄惨无比的现实。12月5日，在莱因哈特命令第3装甲集群各部中止进攻的同时，苏军发起了大反攻，加里宁方面军的第29和第31集团军重点打击德军第9集团军，而西方面军的第1突击集团军、第20和第30集团军则把重拳挥向第3装甲集群。莱因哈特被迫命令撤往克林，莫德尔指挥所部竭力阻挡苏军西方面军的追击，为避免撤退变成溃逃，他尽全力维持着秩序，有时还在最拥挤的路段上，提着手枪亲自疏导交通。12月10日，中央集团军群获准撤到库尔斯克—奥廖尔—梅丁—勒热夫一线，建立所谓的“冬季防线”。[插图]18日，刚在克林摆脱险境的第3装甲集群又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之中，第4装甲集群也面临着苏军的钳形合围，第9集团军面对的苏军已将突破口扩大到加里宁东南，只有第4集团军还能勉强维持着防线。第3装甲集群的撤退之路缓慢艰难，到12月底时才在拉马（Lama）河一线建起较稳定的防线。莫德尔将所部分散部署在一条连续防线上，虽然每段防线都很薄弱，但他总能集中使用炮兵打退对手的进攻，也总能以小型装甲战斗群或用一些二线部队拼组成临时战斗群堵住缺口。他自己时常顶风冒雪地出现在前沿，操着嘶哑的嗓音鼓励官兵，或提着手枪在告急的阵地附近维持战场纪律。虽然参谋们又给军长起了个“前沿猪”的绰号，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莫德尔的防御措施卓有成效，第41摩托化军的防区是被突破最少的，即便被突破也能立即堵住。莫德尔坚信自己的战术和经验远胜对手，他在高度自信中流露出的镇定给普通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凭借防御中的才华和强悍，莫德尔可能是德军首次败退中声誉不降反升的唯一将领。

1942年1月初，为敲掉德军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至格扎茨克（Gzhatsk）之间占据的突出部，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再次发起了新攻势。苏军第39集团军在勒热夫以西率先突破，之后迅速南下，试图从西南面包围勒热夫。1月5日晚时，德军第6军的左翼和第23军的右翼之间已被捅开15公里的口子，苏军先头距勒热夫以西和以南都只有8公里。德军迅速组织兵力反击，但在苏军的强大压力下很快失败。第9集团军的总体局势到1月11日明显恶化，苏军3个骑兵师和1个摩托化师已楔入第9集团军后方，不仅包围了奥列尼诺（Olenino）的第6军，甚至还推进到瑟乔夫卡西北20公里处。苏军的这一机动既威胁到至关重要的瑟乔夫卡—勒热夫铁路和瑟乔夫卡的多个补给基地，第9集团军总部也受到震慑。由于苏军撕裂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进而从北面包围中央集团军群的意图十分明显，第3装甲集团军各部只得从拉马河撤往前述的“冬季防线”。出人意料的是，莫德尔是极少数反对撤退的将领之一，他还恶声恶语地指责其他指挥官守不住阵地，才造成整体防线的一再后移。1月14日下午，莫德尔被召到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克鲁格元帅通知他准备出任第9集团军指挥官。当日早些时候，第9集团军原指挥官施特劳斯（Adolf Strauss）上将因不堪重负，意见分歧以及克鲁格越级指挥而称病告退。克鲁格还通知莫德尔立即飞赴元首大本营，希特勒要亲自召见他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指挥官。

“守强于攻”：从勒热夫到库尔斯克和奥廖尔

莫德尔担任军长仅3个月，就越过众多资深将领出任集团军指挥官，可谓如火箭一般蹿升。他的晋升既出人意料，又在偶然中透着必然，毕竟他担任主官和参谋长的经历十分完整，东线的短短半年里已有最优秀的装甲师长的口碑，还有他的强悍和善于防御的特点，由他出任危机四伏的第9集团军指挥官并无不妥。另外，勒热夫—格扎茨克突出部里的第9集团军形势非常不妙，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接手这个残破且部分被围的集团军。至于有些将领总说莫德尔是靠着希特勒的宠信才爬上高位，恐怕是因为嫉妒。其实，希特勒是从历时一整年的勒热夫之战，才真正认识到莫德尔的才能和强悍的。

莫德尔1月16日见到了希特勒，转眼又于18日出现在第9集团军总部。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称自己将“以无可动摇的信心和坚定的意志，与官兵们携手并肩应对危机”。[插图]在总部听取汇报并研究局势后，他不容置疑地告诉参谋们：“集团军将于72小时里投入多个师发起反击，在解救奥列尼诺的被围部队的同时，也将把楔进来的苏军两个集团军隔离开来。”莫德尔向错愕不已的参谋长交代一番后，立即动身赶往北面的勒热夫，因为他将在那里亲自组织反击前的准备！从这一天起，莫德尔似乎把能量注入到了第9集团军这头流血困兽的身体里，卡雷尔曾在《东进》中这样写道：“……真是咄咄怪事，从莫德尔接管集团军的那一刻起，部队似乎又恢复了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指挥官的各项命令准确得惊人，也由于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参谋长克雷布斯上校在瑟乔夫卡负责照料总部，莫德尔的位置就在前线。他会在某个营部外突然从车上跳下，或骑马穿行于厚厚的积雪中，他也会走到官兵中鼓励、嘉奖或批评他们，有时甚至还提着手枪，在某个营的前头迎击突进来的苏军。到处都有这位生龙活虎的将军的身影，即便他没有去到的地方，官兵们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莫德尔的反击发起前，还发生过一段轶事。陆军总部除从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抽调部队保护交通运输线外，还承诺增援维廷霍夫的第46摩托化军（辖党卫军“帝国”师和第5装甲师），但要求莫德尔把它用在格扎茨克附近发动反攻，以消除苏军第33集团军对维亚济马方向的威胁。莫德尔闻讯后立即搭机赶往狼穴，当着希特勒的面，力陈把第46摩托化军用于奥列尼诺和勒热夫的理由，两人展开了火药味很浓的争辩。希特勒坚持要求莫德尔服从命令，但后者却盯着希特勒冷冷地说道：“我的元首，到底谁是第9集团军指挥官，您还是我？”不等接茬，莫德尔又对惊骇的希特勒说，他自己比只有地图可看的元首更了解前线状况！希特勒显然被这前所未闻的“抵抗”吓了一跳，他不仅允许莫德尔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增援，还对不肯叩首的莫德尔立刻产生了敬意。

在勒热夫以西杀入德军后方的主要是苏军第39和第29集团军及第11骑兵军，其中第39集团军集中在瑟乔夫卡周边，第11骑兵军的目标是维亚济马，第29集团军则集结在勒热夫西南。1月21日晨，莫德尔在冰天雪地中按时发起反击，首先出动的是所谓的“瑟乔夫卡集群”（由第1装甲师、“帝国”师一部、第309步兵团和第2装甲师的第3装甲团等组成），这支没有多少坦克的集群从瑟乔夫卡出发朝奥列尼诺方向推进，既负责在途中压缩苏军的突破走廊，又负责攻击勒热夫西南的苏军重兵的侧翼。22日，德军第6军的突击集群在勒热夫西面沿着两条公路向西推进，试图与同步向东进攻的第23军会合，从而切断苏军第29和第39集团军与后方的联系通道。根据第9集团军战时日志的记载：“22日天亮后，莫德尔搭乘轻型飞机，沿着整个前沿超低空飞行，他还在指挥部附近降落和寻找‘热点’，并用言语和行动鼓励官兵。”到23日中午时，第6军和第23军的突击部队取得了联系，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西面的防线由此连成一体。重新缝合勒热夫西面的防线缺口，被后世史家称为是“中央集团军群在惨淡的冬日里到目前为止最耀眼的事件”。不过，第6军和第23军之间的“陆桥”还相当薄弱，莫德尔为加强“陆桥”防御和准备迎击苏军反攻，命令第46摩托化军统一指挥“瑟乔夫卡”集群和第86步兵师，准备发起歼灭勒热夫西南之敌的第二阶段作战。26日和27日两天里，加里宁方面军在“陆桥”北面向南猛攻，被切断的第29集团军也同步向北进攻，试图再次冲开对手的防线。德军第256和第206步兵师费尽力气，在第8航空军的帮助下总算保住了“陆桥”的无虞，而莫德尔也将党卫军“元首”团的一个650人战斗群派去防御最危险的结合部。在4门88毫米高射炮和5辆III号突击炮的支援下，库姆（Otto Kumm）领导的这个战斗群承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据说最后仅有35名党卫军官兵幸存，勒热夫地域齐腰深的脏雪里展开的生死搏斗，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难怪有后人曾说：“只有‘狂热’这个被滥用的形容词才能描述这场血战。”苏军官兵的勇敢虽令人感佩，但莫德尔不仅还之以同样的凶猛和强度，还有更强的意志力和无与伦比的能量。

2月5日，莫德尔下令消灭被围苏军，但是，由于自身兵力不足，被围苏军数量庞大且抵抗顽强，再加上包围圈外的苏军接连不断地进行救援，莫德尔只能进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小规模进攻。围歼苏军第29集团军的过程缓慢艰难，期间曾数度险象环生，最大的一次危机出现在莫德尔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和晋为上将的2月17日。当天，第46摩托化军所部成功夺取了苏军第29集团军的最后一个营地，但与此同时，包围圈外的加里宁方面军从北面发起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救援，试图撕开“陆桥”后解救被围部队。苏军以多于之前任何一次的重炮和战机猛轰守卫“陆桥”的德军，潮水般的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向前沿涌来。曾有6辆坦克冲过德军防线后迅速南下，虽然身后的步兵多数都被挡住，但有段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些坦克。它们最后摸到了正执行清剿任务的第1装甲师背后，中央集团军群急令中止清剿作战，要求莫德尔立即调派部队增援“陆桥”方向，而第9集团军的战时日志也曾留下这样的字眼：“以巨大努力和无数牺牲赢得的成功，似乎要在最后的关头丢失。”突破进来的苏军坦克最后还是被莫德尔集中部署的炮火摧毁。到2月20日勒热夫冬季作战暂告一段落时，莫德尔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防线，同时造成苏军第29集团军阵亡26000人、被俘5000人。

1942年1月至5月末，莫德尔根据勒热夫地域的特点和自身兵力不足的现状，创造性地运用了一些具有“莫德尔特色”的防御战术。由于稀薄的兵力需要把守宽大的前沿，莫德尔认定无法采用“弹性防御”策略。对于许多部队使用的“支撑点防御”策略，莫德尔也不能认同，因为苏军既可以在支撑点之间的地带轻易渗透，又能集中炮火打击德军据守的村镇等支撑点。莫德尔所倡导和执行的策略是，竭力维持一条虽力量不足但具有连续性的防御前沿。由于防线没有缺口，他可以根据前沿哨所的观察和敌后侦察，来判断对手的意图，一旦发现异常，他会根据情报和自己的战场情境意识，立即向有可能遭受最大威胁的区域调派增援。莫德尔把各部的炮兵都集中在直属自己的第307炮兵司令部旗下，一旦某段前沿侦测到苏军的进攻意图，他会命令所有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对手。莫德尔深知自己的兵力不足，他一方面向上级积极索取增援，另一方面也在内部深入挖潜：他强令各级指挥部和二线单位减员5%，裁下来的官兵被立即编组到前沿步兵单位；由于撤退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火炮和车辆，富裕出来的炮兵和技师等也被他集中派到步兵单位；他将装甲部队剩下的坦克拆分成连排级单位，命令他们支援步兵的防御，而失去坦克的官兵，则被他编组成滑雪营；希特勒曾明令禁止在前沿的后方构筑多条防御带，但莫德尔根本无视训令，“悄悄地”在后方构筑多条过渡防线，以备苏军突破之时自己能有缓冲的空间。此外，莫德尔还有一样“创举”值得一提——他在奥列尼诺亲手组建了1个能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全天候作战的骑兵旅。这个被称作“莫德尔骑兵旅”的单位直属集团军总部指挥，旅长是第1装甲师第1摩步团团长德梅登（Karl-Friedrich von der Meden）上校，由3个骑兵团组成（拥有骑兵连、炮兵连、自行车连和坦克连），兵员来自于集团军8个步兵师的搜索侦察营。[插图]莫德尔在人员、装备和训练等方面全方位支持这个骑兵旅，而它在7月2日开始的“塞德利茨”作战中的确表现突出（历时11天的“塞得利茨”作战中，苏军第39集团军全军覆灭）。不过，莫德尔无缘目睹自己的杰作建功立业，他在5月23日巡视战事吃紧的别洛伊（Belyi）地域时，乘坐的侦察/联络机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和飞行员都受了伤。莫德尔被送往医院急救后，开始了为期11周的康复过程，第9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也暂由维亭霍夫代理。

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勒热夫距莫斯科不到200公里，盘踞在这个突出部的第9集团军，就像一根楔入苏联腹地的长钉一样（被希特勒称为“触角伸向莫斯科的飞地”），不仅拖住了对手的大量兵力兵器，还成为莫斯科方向的苏军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苏军试图消灭第9集团军的攻势，在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间几乎从未间断，规模巨大的进攻就有两次，其中的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7月底至10月初期间。加里宁方面军7月31日以两个集团军发起了进攻，西方面军8月4日也以两个集团军为主力展开攻势。第9集团军代指挥官维亭霍夫组织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勒热夫东北部的防线还是在35万苏军的挤压下变得非常危险。正在德累斯顿家中养伤的莫德尔呆不住了，8月7日飞抵瑟乔夫卡后，立即着手收拾被压弯变形的防线。除了以标志性的“无穷能量”督导各部严防死守外，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索要增援——8月16日，勒热夫的激战进入紧要关头时，莫德尔曾对克鲁格嚷道：“第9集团军快不行了，必须立即增援3个师。如果不能满足要求，集团军群就得对下一步出现的局面负责，也必须就怎样继续作战提供详细指令。”格兰茨曾对此评论说：“……最后通牒出自于1941年冬拯救过勒热夫的那个人，因而是无法忽视的，中央集团军群随后派出了必需的援兵，德军防线就此得以守住。”得到增援后，莫德尔以不断的反击反复挫伤苏军的势头，终于在9月底10月初时完全挡住了对手。

性格同样强悍坚韧的朱可夫立志要拔除勒热夫突出部这个眼中钉，9月底时，他即开始筹划发动一次规模甚巨的钳形攻势——这个代号“火星作战”的攻势，将与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天王星作战”几乎同步进行，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7个集团军的百万重兵，将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向心进攻，目标仍是撕碎第9集团军，进而围歼中央集团军群。苏军进攻前的一个月里，莫德尔根据前线报告、战俘口供、空中和地面侦察以及无线电监听等多种手段，已判断出对手将在数周内进攻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面。虽无法确定进攻的准确时间和兵力配备，但莫德尔向东、西两面的重点区域大量增兵，又将整个防御体系梳理一遍，防区内遍布着依托地势而建的交叉火力网，多条防御带把诸多村镇、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