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疑惑

第一节，

王姐叫王秀芬，是湖南人，却远嫁到了贵州的一个山村里，丈夫叫杨志兴，是个三十二岁的帅小伙，几年下来，两人有了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

过完年初五，王姐夫妻俩早早打点好了行李，唠唠叨叨的交代了老娘许多事，带孩子去镇上玩了一整天，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

这天吃过晚饭，两个儿子又趴在杨志兴怀里，要他讲故事，大儿子已经稍微懂事了，知道爸妈这几天要走，总是抱着他爸爸的大腿，要他多讲几个故事，明天再走，这样给推迟了两天，今天是非走不可了。

等到晚上哄着他们睡熟时，已经十点多，王姐依依不舍的捧着两个儿子的脸蛋，就着昏黄暗淡的灯光，看了许久，终于没忍住流下眼泪来，轻轻的亲了几口，不愿意放手。

杨志兴怜惜的摸了摸妻子的头发，轻拍着她的肩膀说：“走吧，走吧，别吵醒了孩子，不然他们哭闹起来，今晚又走不了。”

夫妻俩小心翼翼的给孩子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房间，提起行李要走。

老娘慌忙追出门，又嘱咐了许多话。

王姐说：“回去吧，妈，回去看好孩子”，“晚上留着那个小灯泡不要关，不要怕浪费电，不然孩子半夜醒了怕黑”，“每天把手机挂在脖子上，我们会经常打电话回来。”

老娘一一应承着，回身关上门，睡觉去了。

王姐夫妻俩打着手电筒下山，伴随着虫鸣犬吠和风吹竹叶的沙沙响，一边走一边恨恨的商量：“这次出去勤快点做，省着点花，等存够了钱，非要回来开个小店，守着孩子和老娘不可”。

大年初八，杨志兴夫妻俩终于把老娘和两个儿子留在老家，坐上火车，到深圳打工挣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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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兴老娘走的时候是在农历五月末，本来她平时身体虽然瘦弱，却并不见有什么大病，可以说是走得莫名其妙。

头天晚上，她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像往常一般收拾好鸡鸭，做好饭，陪着孙子们边看电视边吃晚饭，然后跟孙子们一起睡觉。

那盏小灯没有关，整晚亮着，只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死在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只知道她睡过去了，就没有再醒过来，连平常的醒来给小孙子把尿，给两个小孩盖被子的举动也没有做。

天亮了，两个小孩自己醒过来，自己玩，玩累了，去叫奶奶起床，却怎么也叫不醒，又去门口玩到九点多，肚子饿了，叫不醒奶奶，就自已找东西吃，把桌子上隔夜的冷饭菜吃了。

两个小孩还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吃饱了就自己玩，玩累了爬上床睡觉，睡醒了又吃点剩饭。

山脚下最近的邻居也隔着几百米，并没有人发现有什么不对。就这样过了一天一夜，又到了另一个白天黑夜。

第二天晚上七八点钟，王姐夫妻俩没有加班，打电话回去，响了许久没人接，连着打了四五次。隐约的觉得心中不安，急忙打电话到村里比较要好的邻居家，拜托他们过去看看。

邻居这才想起好像已经有两天没见到杨志兴老娘，连下来摘菜和打理庄稼都没有，也觉得反常，便打了手电筒过去了。

邻居到的时候，房间里灯还亮着，他看到杨志兴老娘安静的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大概是怕晚上睡着了勒脖子，白天挂在脖子上的一部老年手机给取了下来，用绳子缠在了右手手腕上，本来可能是握在手里的，只是人死了，手掌自然松开，手机滑落下来，吊在了床沿，恰好窗户外有山风吹进来，推着它晃动了一下。

两个孩子趴在床头，哭累睡着了，小的那个还不会褪下裤子撒尿，早拉湿了裤裆，屎尿混合着，散发出难闻的臭味。两只小孩用的不锈钢碗摔落在地上，剩饭菜洒了一片。

邻居叫了两声，不见有回应，走过去摸了摸手，冰凉，没有脉搏，把手指放到鼻孔边上，没有呼吸。

邻居吓了一跳，慌慌张张的给杨志兴打电话，然后开始四处通知村里人。

杨志兴挂了电话，夫妻俩抱头痛哭，想到死了的老娘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心急如焚，东西都顾不上收拾，火急火燎的找车回去，可惜相隔了差不多两千公里，就算马上生出两对翅膀来，也万难立刻赶回去的。

夫妻俩回到村口下了车，一路小跑着回到家，先是抱着两个儿子从头到脚摸了一遍，然后开始放声痛哭，也不知道是在哭孩子，还是哭老娘，还是哭自己。

老娘的丧事已经让家里的亲戚朋友简单安排好了，夫妻俩平时不敢哭，现在跪趴在简单的灵堂里，有了正当的哭的理由，就尽力的哭，把平时压抑的许多眼泪，许多辛酸，许多哀伤，都借着这机会宣泄了出来，放声哀嚎，直到声嘶力竭。

大家简单的办了丧礼，用口薄皮棺材把老人装了，抬上山，挖个坑埋进去，垒起一座馒头似的新坟，杨志兴领着妻子磕了几个头。回家打点了一番，收拾好行李，带上两个儿子，一家四口又回到了他们打工的城市。

深圳。

第二节

王姐一家四口回到深圳，从工厂宿舍里搬出来，租了间十几平米带阳台的单房，简单添了张双层铁架床，开始了新的生活。

王姐起初辞了工作，在家做饭带孩子，安静的过了一个月，却发现靠杨志兴一个人二千多块的工资，日子实在难捱。

王姐拿着纸笔，认真的把日常的开支一一列了出来，房租多少，伙食多少，日常花费多少，还要存钱准备给大儿子上幼儿园，还要还家公病死时欠下的不少外债。

王姐算完长叹一声，真是入不敷出，再怎么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日子也很难过得下去。

于是，王姐开始到处找手工活，边带孩子边做手工，一天下来，也能挣个十几二十块，补贴一下伙食费。

但是王姐并不满足，她太贪心了，还想挣得更多，闲下来的时侯，总要领着两个儿子在街上漫无目的的四处乱逛，寻找能挣钱的机会。

她看到路边有人摆地摊，也有零零散散的生意，想了想，总归比做手工一天挣十几二十块强，于是一边走一边看，认真的研究什么简单又好卖，起初想卖点女装衣服，饰品。想想觉得太麻烦，又想卖点袜子，十元四双，看起来好像还挺好卖的。

晚上，等杨志兴下班回来，夫妻俩认真的商量筹划了一番，决定拿一千块钱袜子回来试一下。

袜子拿回来，又买了个折叠的帆布桌，用个小推车拉着，挑了个杨志兴没有上班的星期天，一家四口拉着袜子找了条有人摆摊的街道。

摆摊的人不多，所以并不像想象中那样要为抢位置而大吵一场。

王姐畏畏缩缩的挨着一个卖小吃的大妈支开了摊子，傻乎乎的站着，有点不知所措。

大妈倒是挺和善而健谈，不忙的时候，主动跟她搭话聊天，这让王姐逐渐轻松起来，不再拘谨，慢慢习惯了这种氛围。

大妈告诉她：“你可以买张櫈子，不用一整晚站着，还得买把伞，有时候要下雨”。“你得换张带轮子的桌子，就像我这样的，不然城管来了你跑不了”。“城管快来了，你先搬到后面的小巷子去，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第一天晚上，王姐逃了三次城管，卖了二百多块钱，挣了八十多块。王姐挺高兴，一下子有了动力。

几天后，王姐已经可以自然的摆摊了，她也用角铁焊了个带轮子的桌子，上面铺一块木板，下面放两个塑料框，孩子坐在塑料框里玩，累了就在塑料框里睡觉，有时候下雨，就打个伞，天气冷了，就给他们在塑料框里铺上小棉被。

城管来了，推着逃跑，一晚上跑两次或者三次，但收入还算可以，也就忍了。

天气转凉又转冷，王姐就这样做了下来，两个儿子在塑料框里玩，睡觉，跟她聊天，有时还给她唱几首儿歌，倒也不觉得日子太难过。

时间长了，也认识了几个城管，熟悉了他们巡逻的时间和路线，跑起来不再像刚开始时那么狼狈。

就这样混了大半年，直到碰上了评卫生城市，到处严打，城管把她的摊子掀翻了，王姐的地摊生涯也就结束了。

盘点了一下，除去日常开支和还债，身上还是没有多少存款，开店是开不起的，只好另寻出路。

想来想去，王姐决定回去上班，这时孩子大了一些，稍微懂事了，王姐便开始训练他们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自己玩玩具。然后把认为存在危险的东西都收起来放到铁架床的高处，给他们准备好饭菜和茶水，关了电源总开关，跟他们交待好，锁上房门，自己出去了。

两个小孩平白无故的遭受了这牢狱之灾，又过上了他们奶奶死的那天的日子，睡觉，玩，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会脱裤子拉屎尿，虽然有时玩厌了也会哭，但总归是习惯下来了，两三天后，似乎他们也默认了这种命运，不怎么哭了。

王姐尽可能近的找了份工作，早上八点上班，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候，下午五点半下班，休息一个小时，加班的话加到晚上九点半。

王姐一下班就回来看儿子，督促他们吃饭，跟他们玩一会，顺便来个午休，晚上加班的话就给他们开个灯。

时间久了，习惯成自然，这种日子也就过成了平常。

生活又让他们熬过了两年，到了大儿子要上幼儿园的年纪。

第三节，

上幼儿园倒也罢了，无非就是贵一点，杨志兴夫妻俩咬咬牙也挺了过来。

可是孩子要上小学的时候，夫妻俩才感受到了，外地户口的孩子要想在深圳上个学，有多么的不容易，要这个那个的证，还要什么积分，还要争学位，学费还不少。

杨志兴找了附近的两间小学，都说没有学位。

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觉得在深圳实在不好混，拿那么点工资，除掉房租开支，基本上也没剩多少钱出来。

夫妻俩认真的讨论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生意，或者在网上搞个某宝店，但是试着操作了一下，发现自己实在做不来，一方面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一方面又怕投资出去血本无归，把本就单薄得可怜的积蓄亏个精光，商量了半天，最终也只好作罢。

杨志兴走在街上，看着满大街的高楼大厦，歌舞升平，既失落又无奈，只觉得自己跟这现代化的大都市格格不入，完全追赶不上这时代发展的脚步，要给淘汰掉了。

不由得慌张气闷，呼吸困难，就像一个溺水将亡的人，偏偏又不甘心就死，潜意识里毫无目标的手刨脚蹬，拼命想要为自己找出一条活路来。

杨志兴心想，还不如回老家去呢，孩子好上学，住房子也不用付钱。

于是，最后决定王姐先带孩子回老家去，一方面照顾孩子读书，一方面做点小生意，留下杨志兴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挣钱。

王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安排孩子上了学，在镇上找了间便宜的小铺面，仗着在制衣厂学会的手艺，买台缝纫机，干起了缝补衣服的生意，人口不多的小镇，生意自然不太兴旺，为了支撑下去，只好什么都干，补衣服，缝窗帘，替故去的老人做寿衣，虽然挣不多，但好歹总算顶住了日常开支，日子也算得过。

妻儿回去后，杨志兴搬回了工厂宿舍，继续做了一年。后来受了同村堂哥的开导，辞了工，跟他们一伙人上北京搞建筑去了。

搞建筑倒是能多赚钱，只不过风吹日晒雨淋，比在厂里辛苦得多。杨志兴看在钱的面子上，终究忍了下来，一下做了好几年，漂泊无定，那有活到那干，竟然让他还清了他父亲病死时欠下的债。

然后又重新借了新债，凑着存款，在自家地里盖起了一幢二层半的小楼房。

夫妻俩除了平时发个视频，一年到头也就过年时能聚上几天，儿子也长大了，大的已经上小学四年级，小的也上了二年级。杨志兴终于尝到了生活的些许甜味，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期盼，脸上也时常挂着轻微的笑容。

可惜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那一天，杨志兴在河北一个工地干活的时候，一根钢管砸过来，把他从脚手架上刮了下去，摔了个左腿骨折。

老板倒还算厚道，主动承担了医药费，另外还补偿了他三万块钱，杨志兴不贪心，挺知足的，只是想到要养伤很长时间，又不确定伤养好后，腿能不能复原，还干不干得了重活？

杨志兴心底难以压制的生出许多忧愁和烦恼来。

杨志兴打点好行李，拄着拐棍回到老家，儿子们看了他打着石膏的左腿，很是心疼的哭了半天。

晚上吃过饭，杨志兴严肃的跟妻子商量着该干点什么营生。儿子们也加入了讨论，一本正经的跟他们爸妈提建议，说：“开个早餐店，大家都要吃”，“开个汉堡炸鸡店，又香又脆真好吃”，“开个玩具文具店，同学们都要买”，…………两张小嘴叭叭的说了许多，总之是希望爸爸能留在老家开间小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夫妻俩盘算了积蓄，有差不多十万块钱，终于咬着牙下定决心，要在家里谋份生计，再也不去漂泊异乡，受那夫妻，父子分离的痛苦。

然后便热情高涨的在镇上，县里找合适的店面，研究能做的项目。

终于在县城开了家小吃店，加盟的品牌，连装修带设备带各项开支花了六七万。

然而店开起来了，生意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每天像坐牢一样守在店里，从早上九点守到晚上十二点，除掉开支，有时能挣点，有时还倒亏，还不如在工地上干活来得痛快。

一家人心心念念，期望了好几年才开起来，寄托着全家希望的小店，终于在坚持了一年半后宣布关张了，夫妻俩算了下帐，除掉日常的开支，跟开店前相比，存款非但没多，反而还少了三四万。

又是一天晚上，夫妻俩四目相对无言，叹了口气，又重新商量起了将来的生计问题。

第四节

晚上十点多，杨志兴一个人在大排档吃烤串喝酒。

他很迷茫，店完了，以后该干什么，是打工还是回工地？还是换个地方再开一家店？他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

自己今年四十一了，再去找工作，恐怕不太好找，厂里大多都不招超过三十五岁的，女的还好，可以做点保姆，家政的工作，男的就麻烦点，都不知道能干点啥。

像他这种无业的个体户，农民工，哦，不，按照网上砖家的说法，他们这种应该叫作自由职业者，或新产业工人，听起来倒是蛮好的，可惜既没有长久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更别提什么退休养老金了。

明天怎么办？老了怎么办？

他在北京搞建筑的时候，晚上经常到公园里看那些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真是羡慕她们，拿着不菲的养老金，无忧无虑的享受生活。

难怪他们对延迟退休的政策百般掋制。

杨志兴心想，如果现在有人能给他安排一份好工作，他巴不得干到死才好呢，退休干嘛，退他喵的休。

既然找工作太过困难，他又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工地去，他晃了晃左腿，往地上狠狠跺了两脚，不错，应该已经好了，能干活了。

至于重新开一家店，他真是有点害怕，本身存款单薄，加上现在大家都说网络经济太凶狠，开店赚不到钱。全国各地，开店的一间接一间的倒闭，很多地方，甚至整条街都关张了，路上冷冷清清，悽惨悲凉。现在更是连在菜市场卖菜的都给逼得要活不下去，这让他胆战心惊，不敢妄动。

罢了，还是算了吧，等以后存多点钱，找个好点的项目再说。或者等老到在工地里干不动了，再来开间小店混点饭吃。

杨志兴抄起半瓶啤酒，仰头灌进嘴里，点上一根烟，猛抽一口，闭紧嘴唇，硬生生的顺着喉咙，把烟雾吞进了肚子。

他靠在椅背上，仰望星空，微眯着眼睛，看那烟雾从鼻孔里窜出，淡淡飘远，不见了踪影。安静的进入冥想，任由意识天马行空般发散出去。

等到回过魂来，他打开手机上的计算器，仔细的盘算往后余生所需要的花费，自己两公婆活到死要花多少钱？两个儿子，如果按照网上的标准，读大学要多少钱？买房买车要多少钱？找工作要多少钱？娶儿媳妇要多少钱？平时碰上点小病小灾，甚至出点意外，来场大病大灾……

他算了一下，自己要想坚持体面的活到六七十岁的话，按照网上的标准，起码还要挣出三四百万来。

他让这个数字吓了一跳，顿时感觉压力山大，呼吸都有点困难，要活不下去了。

搞建筑，有事做的话一天倒是有三四百块，那么三四百万得做足一万天，三十年，这还得是天天开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的干活，如果扣掉节假日和找不到活干的时间，一年下来顶多能做个三百天，再出点意外，那就得三十五六年。

天哪，怎么算自己的时间也不够了，向天再借五百年吧，也不知道老天肯不肯借。

杨志兴杞人忧天，只觉得自己真是要活不起了，也不知道芸芸众生，其它跟他一样的人，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也学有文化的人那样思考，人活着一辈子，究竟图个啥？

他又幻想，自己或许会像老娘那样莫名其妙的睡着觉死去，看上去脸色安静详和，大概没有经受什么痛苦。

或者过马路时痛痛快快的让车给撞死，给妻儿换回笔卖命钱，倒也不失为一种福分。

想到这，又突然觉得自己实在太自私，怎么能舍得下妻儿，求这种解脱呢？

他狠狠的扇了自己两巴掌，揺摇头，又往别处想。

这次是幻想着儿子们长大了，找了好工作，或者做了老板，成家立业，给他生了孙子孙女，自己夫妻俩轻松下来，跟儿子们住在一起，每天帮忙带带孩子，做做饭，跳跳广场舞，一家人欢声笑语，和乐融融，享起了儿孙的福。

一时间竟然忘了自己的爹娘是怎么死的，想必他们也曾经盼着，自己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吧，但事实上自己活得并不如意，也连带着亏负了他们的希望，直到他们死了，也没得过一天清闲。倒不是自己主观上有什么不孝顺，只是能力实在有限，只能混个温饱度日，也是无可奈何。

然而自己现在竟也想像爹娘那样，因为对自己的失望，转而把希望压到了儿子们身上。想到十几岁的正在读小学的两个儿子，感觉自己真正是不要脸，太不知耻了，呸。

问题是希望终归是要有的，那怕只是幻想出来的希望，只要足够美好，人们便算是有了精神的寄托，再死皮赖脸也能够活下去。而倘若没有半点希望，便是一天也难活。

既然非得活着不可，那就难免要想想接下来该怎么活。

都说四十不惑，自己已经过了四十，却是四十疑惑，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下去。

第二天，杨志兴早早的给堂哥打了个电话，商量好了要投靠他，重回工地的请求。帮儿子们请了两天假，一家人聚在一起，痛痛快快的玩了两天。

第三天晚上，等儿子们睡熟了，杨志兴跟妻子拥抱着告别。一个人提上行李，要坐车往杭州去了。

杨志兴孤身走过田边大路，既无奈又心酸，生活对他下了狠手，给了他几巴掌，逼着他抛妻弃子，到几千公里之外去卖命换钱，想到开店这段时间一家人聚在一起的快乐日子，他的双眼难以抑制的钻出几滴眼泪来。他愤怒了，抬头对着天空神经质的破口大骂：“去你的！”，天空适时的回了他几响春雷，风一阵阵急促起来，要下雨了，他得快点走，不由加快了脚步，慌里慌张的抱头鼠窜。

手电筒的光线划破黑暗，照亮了一片生机勃勃绿油油的水稻田，带起一路虫鸣犬吠，在淡淡星月光辉的映照下，远远望去，他的背影悽凉而落寞，像极了一条在荒野中觅食的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