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万一针的救命天价药，谁是背后的始作俑者？

文字 | 芳芳

编辑 | 芳芳

到底是什么药，澳洲仅需205元，而国内一针高达70万？近期，一款治疗SMA（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进口药物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也叫“Spinraza”）因其单只70万元的高昂定价及别国的差异化价格问题引发争议，冲上热搜。

短短一天时间就达到了2.1亿的阅读量，开启了对渤健药企及相关部门的讨伐：“难道穷人就没有与死神搏斗的资格，就只能等死吗？”

8月6日，针对近期网上热议的澳洲41澳元（折合人民币约205元）一支的“低廉”价格，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研发和制造商渤健（BioGen）给出的回应是：澳大利亚入了医保，国内因不符合2019年谈判资格没入医保，属自费。国内药价高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医药行业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医改已步入30 个年头，但药价高、看病贵仍是医改的顽疾。不单是治疗SMA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还是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这些救命药都遇到了同样的天价问题。谁是中国天价药背后的始作俑者？

70万一针事件争议的起因源于湖南一个2岁的男孩患上了一种叫做脊髓型肌萎缩的病。而针对这个病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一针居然高达70万元，患儿家长出于无奈在网上寻求药物。

随后有网友扒出了这款药物在澳洲仅售41澳元，在日本近乎免费。后来得到证实澳洲和日本非常便宜的原因是把这种罕见病的特效药加入到了公民医保中。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于2019年被批准进口上市，目前未纳入医保，由患者自费承担。在国内，该药每单位价格为69.97万元，所以出现了这种巨额的价差。至于为什么没有纳入医保，医保局、药监局、药企的三方给出的回应是：去年刚引进的药品不符合纳入医保标准。更重要的是，药价太高，跟药企没谈下来价格，而如果用这么高的价格覆盖Spinraza的话，就意味着要减少其他疾病治疗的医保覆盖。SMA婴儿型平均发病率约为八千之一，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疾病。要治这种病，只能用诺西那生钠注射液（SPINRAZA）的特效药治疗。患有SMA的婴儿，在刚出生几周或者几个月内，看着比较正常，但是他们的神经和肌肉会很快衰退，最严重的，基本活不过2岁，最后多死于呼吸衰竭。

对于患上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婴儿来说，出生，即意味着生命开始倒计时。面对着一支5毫升就要70万元的天价药，许多家庭只能眼睁睁看着在希望中诞生的孩子离去。值得注意的是，该药物在第一年需要注射五到六剂，此后每年还须注射三剂，患者可能终身需要注射诺西那生钠。如同一个无底洞，随时都能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给全部掏空。这也给社会发出了一旦患上该病，“没钱就等于没命”的信号。而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等来的回应却是该药没被纳入医保范围内，国内属于自费药。

无独有偶，此次70万天价药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药物差额大时有发生。还记得《我不是药神》里面所提及的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吗？许多国内白血病患者因高昂的医药费用而望而止步。然而格列卫这个药，在美国的价格比在国内要便宜近一半。

据调查，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在中国内地每盒的售价约为23000-25800元，近几年内价格稳定，鲜有降低。而在中国香港售价每盒合人民币17000-19000元。澳大利亚的售价每盒约合人民币10616元，而对当地医保居民的价格仅为188.5元。在日本每盒售价约为16440元人民币，在加入医疗保险的情况下，每盒售价为6240元。虽然在2018年《我不是药神》热映后，除已经实施医保部分报销的浙江省外，开始有更多省份将格列卫纳入医保，报销比例在50%—75%不等。但对绝大多数普通收入人群而言，每月一盒格列卫花费23500元到报销后每盒自费负担5875元，仍是一笔不可承担的费用。即使报销部分，按照正常服用频率一个月一盒，每名患者一年至少需要花费7万零5百元。

为什么《我不是药神》里面的白血病患者为了活命想法设法买印度的仿制药，无非就是因为价格比国内便宜许多。要知道，这药有二十年的专利保护期，93年申请专利，到2013年到期。期间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每盒卖200多元。而当它专利到期后，我国也开始有了仿制药，但在当时我国仿制药卖多少钱？正大天晴的格列卫定价4200元一盒，豪森制药的格列卫定价3800元一盒，远远高于印度的低价药。即使近年来价格已降低到三位数，不过还是比印度高。

为何罕见病特效药那么贵？巨额的研发成本以及流通环节的附加成本加快了特效高药价的形成。因为研发成本高，药企研发新药需投入数亿资金，且投入时间周期长，一般需要数十年。并且药上市后的专利保护期不会太长，到期后，仿制不违法。所以，药企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收回成本，要么扩大量产规模，要么提高单价。

而SMA，白血病等均属罕见病，患病人群毕竟占极少数，这意味着，量产不太可能，所以只能抬高药价，提高利润。据2019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药价不再由政府定价，而以市场调节为主，通过医保集中招标采购来发挥作用。有十几年经验的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流通成本高得不正常外，高价药品的 40% 收入都花费在靠公关推高药价的灰色产业链上，药企或代理商、医院和医生成为高价药两端的具体推手。在2013年7月爆出的葛兰素史克案件中，厂家葛兰素史克正是利用贿赂手段谋求不正当的竞争环境，导致药品行业价格不断上涨。该企业为了能顺利地拿下百家医院，在中国专门成立了大客户团队，向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和部分二甲医院的主管副院长、药剂科主任大肆行贿，每年不惜花费达上千万元的公关费。

倘若各国政府强制压价，药企亏损，自然不愿意再投入研发新药，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当前通过医保谈判是药品降价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我国患者普遍面临的有药用不上的尴尬境地，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医保政策跟不上。多名专家认为，高价罕见病药产生有其特殊性，目前无论是用集中采购谈判还是纳入医保方式，推动其降价均有现实困难。《罗马国际公约》里曾说，当一个人没钱治病时，政府不能看着他死。这是所有公民纳税时，自愿给无能为力的人员享有的权益。免费医疗、教育、养老是一个社会的公益项目，是社会的兜底责任。是征税后该返还给老百姓的最基本福利。毕竟医学发展、医药研发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利赚钱，而是为了治病救人……

2005年在天津召开的中国药师周大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曾表示，造成当前群众看病贵、药品价格高的三大原因，是体制不合理、药品生产经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市场监管工作不到位。话音刚落一年，2006年，中国就发生了一件大案，10多人因为药品质量问题，出现肾功能衰竭，不治身亡。随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落马。他的落马也揭开了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的内幕。

郑筱萸落马后，被查出直其在担任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期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因为他的一己私利，被“假药”事件伤害的10多条生命却再也回不来了。最终，郑筱萸在2007年7月被执行死刑。引发民愤的事件从未停止上演，2015年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原副主任尹红章利用职务之便，为北京、浙江、上海、辽宁等多家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等事宜上提供帮助，收受或者索取财物折合人民币356万余元。收了钱后的尹红章，给多家药企的药品申报审批“开绿灯”。在他的推动下，缺少临床试验数据的疫苗申报，也能顺利申请通过。

他们之所以激起那么大的民愤，是因为其所在的部门、所在的岗位极其重要，他们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他们玩忽职守和不作为最终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实际上就是间接杀人。如光明日报对此次天价药物所评论的：如果此药的采购买卖属于市场行为，那么，发放药品进口许可证的部门和市场监管机构，在如此巨大的中外差价和巨额暴利面前的无动于衷，以及那些治病救人的机构面对一些图财不救命的医药进口商时的无所作为，算不算是冷漠和失职？ 电影《我不是药神》天价药背后的生命、金钱、法律博弈的故事震撼了国人。这一次70万一针的天价救命药更是掀起了舆论对药企及相关部门的讨伐，中国天价药物背后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不是别人，正是这些玩忽职守、不作为乃至利益勾结的药企或代理商、医院和医生以及相关部门成为了中国天价药背后的始作俑者。单纯靠天价药续命的时代何日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