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苏轼传》全篇翻译及注释。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苏轼，字子瞻，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腊月十九日卯时，卯时是指太阳冉冉升起的那段时间，早晨5点至7点。仿佛标志了一个古代的文学巨星伴随着朝阳已然诞生。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自1912年民国以前，古代的正史和文章采用农历纪年，所以我们在表达古代人物出生年月日的时候，还是应当农历纪年为主，或者使用年号。

【1】古代，人物的字就是别名，是对名字的补充或解释。因为苏轼名字的“轼”是指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里记载：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瞻是往上或往前看的意思，《尔雅》记载：瞻，视也。所以，苏轼名轼，字子瞻。苏子瞻是苏轼号东坡居士前被人称呼最多的名称。

【2】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眉山县的名字是在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由通义县改称眉山县，是西川路眉州治所。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作者也想说明一下，因为古代地区在不同朝代、不同皇帝、甚至同一年份都可能有不同的行政区划，沿革的历史极其复杂，我们在阅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只需要知道它大概的方位、属于今天哪一个省市基本就足够了。千万不要为了争论具体的地点而产生议论。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zhé）能语其要。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在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每当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苏轼总能说出其中的要害。这里的辄表示往往、总是的意思。

【1】苏洵（1010—1066），苏轼、苏辙父亲，北宋著名文学家。

【2】程氏（1011—1057），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生三男三女。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pāng），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有一次，母亲程氏读到《后汉书 范滂传》时，不禁发出感慨，苏轼便向母亲问到：“轼儿如果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母亲您觉得怎样？”母亲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范滂是东汉桓灵两帝时期的大臣，因弹劾权贵、反贪治腐而受到宦官诬陷，最后郁郁而终。通过这一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苏母既懂得学问，性格也比较豪爽坚毅，对于后来的苏轼影响较大。

比冠（guàn），博通经史，属（zhǔ）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这里的比是指等到...时候，冠是指二十岁。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苏轼年满20岁，就已经精通经传、历史，每天能撰写几千字的文章，并喜欢阅读西汉贾谊、唐朝陆贽的书。注意，这时候，他也与王弗结为了夫妻。

不久后，读到《庄子》时，苏轼感叹的说：我从前有一些见解，总是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总算能引起心中的共鸣了。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苏轼进入仕途初期、二十余岁时，曾撰写《贾谊论》，对贾谊的人格及其悲剧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陆贽是唐朝中期德宗朝著名宰相，《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希望当朝者能从中学习治国之术。而苏轼与道家的联系，一直以来也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zhé）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zhuó）冠（guān）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苏洵携苏轼苏辙三人离开眉州，五月到达都城东京开封府。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22岁的苏轼参加礼部科举考试。

当时文章支离分裂和诡异奇怪的弊病很严重，欧阳修正思索有什么方法能救治这种弊病，而在见到苏轼撰写的《刑赏忠厚论》后，欧阳修很是惊喜，想将他评为进士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便将苏轼放在了第二名。等到殿试的时候，苏轼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中乙科，进士第二等。

再后来，苏轼携书信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我的文章比这个人要逊色一大截啊！”当时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欧阳修夸大事实，并不信服。很长时间之后，大家才真正信服了欧阳修的话。这里，苏轼殿试的具体成绩、苏轼为什么后来被人信服，在《宋史》、《东坡先生墓志铭》中都没有明确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尧与皋陶（yáo）对刑法互相制约的例证在当时一度引起了争议，主人公实际上是周公不是尧。《尚书•多方》中周公曰：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其意思是，我把那些犯罪的人囚押起来，以至于两次、三次，为的是让他们改过自新。以后如再触犯我的法令，我就要严惩他们，甚至处其死罪。作者推测，苏轼在写作时很可能是记错了。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中进士后不久，母亲程氏于眉山病逝，苏轼返回眉州眉山，为母亲守丧。因为古代守丁忧需满二十七个月。因此，25岁的苏轼在嘉祐五年（1060），以进士的身份回京，调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因参加制科考试没有赴任。

福昌县是唐高祖武德二年 (619) 改宜阳县置，辖区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与当时的北宋都城开封比较近。

嘉佑六年（1061）8月，欧阳修因苏轼才能见识都比较出色，举荐他进入秘阁，即朝廷藏书的地方。由于当时的人们应试都不打草稿，文章多数写的很一般，但从苏轼开始起草，写出的文章逻辑就很清晰。于是，在参加了朝廷不定期举办的制科考试后，苏轼被列入第三等，因为第一等、第二等是虚设，不授予。所以，《宋史》讲，自从北宋初年以来，制策被列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个人。

吴育是宋仁宗前期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比苏轼的辈分还要一些。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在古代，授职升职降职都有很多种词语，除的意思是免去旧职务授任新职务。

嘉佑六年（1061）冬天，26岁的苏轼被朝廷重新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凤翔府签书判官。北宋以京官身份到地方州府任判官称之为签判。凤翔府，唐朝肃宗至德二年（757）升凤翔郡置，北宋属秦凤路。辖区大致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

关中，历朝历代范围不一，大致指陕西省及其周边地区。李元昊，西夏王朝建立者。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西夏进攻北宋边境、威胁关中，双方在此后经历多次大战。庆历四年（1044），双方签订“庆历和议”。

关中地区自从西夏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往往要经过河流湍急的地方，导致当地的衙吏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中的利弊所在，为衙门修订了新衙规，让衙吏自由选择水工，按时输送木筏，可适当停止，从此损失的利益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lěi）之也。”

嘉祐八年（1063）农历三月，宋仁宗驾崩，养子赵曙登基，于次年（1064）改元治平，是为宋英宗，宋朝正式进入了中期。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30岁的苏轼从凤翔府回京担任登闻鼓院判官。宋英宗在做藩王的时候就听闻过苏轼的名声，想依照唐朝的旧例召苏轼进入翰林院，起草诏令，但身旁的宰相韩琦说道：“苏轼的才能，将来必成大器，担当天下大任，关键在于朝廷要合适地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且佩服他，都想要朝廷重用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来召来重用，那天下的人都不会有异议。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突然重用苏轼，天下的士人未必会服气，反而会使得苏轼受到不必要的争议。

这里说要说明，北宋前期的许多宰相都有在翰林院供职的经历，例如李昉、吕蒙正、王旦等，因此韩琦才认为，英宗让30岁的苏轼过早进入翰林不太合适。

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jù）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英宗对韩琦说：“姑且给他修注一职如何？”韩琦说：“修注官和知制诰的地位相近，也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找一个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同时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这样的才子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了苏轼在考试中撰写了两篇文章后，又被列入第三等，这样才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苏轼知道了宋英宗和韩琦的这些对话后，感叹道：“韩公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馆阁，北宋初沿唐制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号称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总为崇文院。端拱元年（988），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与三馆合称馆阁。掌收藏图籍、编修国史、编校书籍之事。

直史馆，北宋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后亦可作为特恩加授外任官。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后罢去此官。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zhǔ）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轼父亲苏洵在京师开封病逝。此前，治平二年（1065），苏轼妻子王弗在开封病逝。于是，苏轼买船运送父亲、妻子灵柩，经大运河转长江，回归故里眉山，葬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省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朝廷赐给金帛，苏轼推辞了，希望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赠光禄丞。

当时，苏洵快要去世的时候，因哥哥苏澹苏太白早亡，子孙没有成人，自己的妹妹又嫁给了杜垂裕，现在还未下葬，因此将这件事嘱咐给儿子苏轼。苏轼服丧期满后，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朝廷的重要官员可以让后代得到官职庇荫，苏轼将这个机会让给了苏澹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根据苏家族谱，苏彭的曾祖父是苏涣，苏涣是苏洵的二哥，并没有早卒，早卒的是苏澹。因此推测，苏彭过继给了苏澹的后代。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wù）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驾崩，长子赵顼即位，于次年（1068）改元熙宁，是为宋神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为父亲守丧三年的苏轼回到朝廷，时年34岁。当时，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向来厌恶苏轼的政治主见和自己不同，仍然任命苏轼任登闻鼓院判官。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一同商议。

两制：这里需要说明，在唐宋两朝，翰林学士起草内廷书诏，掌内制。中书舍人及知制诰起草外廷书诏，掌外制，称为两制。

三馆：北宋一朝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为三馆，三馆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任，下属学士、编修等就由其他官吏兼任，凡带馆职者，都是朝廷比较重视的官吏。

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xū）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担任直史馆官吏的苏轼上奏折说道：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认为选拔的人才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

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废除的和兴起的，如果该政策顺应时代，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如果该政策不再顺应时代潮流，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法律制度是跟随时代的风气、礼节、生活习惯改变的，就好像江河改道，如果强行恢复旧的制度，恐怕这个制度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1】上议，向皇帝报告情况。

【2】胥史，小官吏。《新唐书·牛仙客传》：力士 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

【3】皂隶，衙门里的差役。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shuài遵从顺从）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

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臣苏轼知道，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就已经设立了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同时要挑选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如果不作大的更改，又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这样的改革和庆历时代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依然可以沿用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去就足够了。至于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是一个制度所决定。陛下您想象一下，祖宗试行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以前的言语和文章风格，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处理地更得好？把这四点的优劣势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做出决断、解决争议了。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yì），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苏轼继续说，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几点：有的人说乡试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人说专取策论型文章而忽略诗赋型文章，有的人想兼取名望希望试卷能够不密封，还有些人想要让研究经学的书生不考帖经而去考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请陛下留意在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小事又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于忧虑的方面，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立意宏大难以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难道这世道应该是这样的吗？苏轼不禁感叹道：或许，人世间的性情，就是安于放纵、喜为怪诞吧。陛下又怎能安心的使用这些人呢？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

苏轼的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地说道：“我本来怀疑这件事，但看到苏轼的奏议后，心里就清楚了。”当天召见苏轼，向苏轼询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生就有贤明的智慧，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自己会有不明察、不勤政、不决断的地方，但需要注意治理事务不能太急躁，不能所有人的话都听进去，提拔官员也不能太快速。臣希望陛下能稳定地来治理国家，等待问题出现，再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今后，凡是在馆阁当差的人，都应当为我思考治理问题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后，和同僚讲起这件事。

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知道这件事后的王安石很不高兴，将苏轼调任为开封府推官，想要用繁忙的事务来困主苏轼。但苏轼处事机敏，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开封府下令购买浙江的灯彩，且命令要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欢灯彩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而已。臣认为，百姓不能每家都买，如果去购买不急用的这些灯彩，反而会夺去他们衣食所必需的钱财。这件事看起来极小，但关系很大，希望您能追回成命。”之后，皇帝下诏，准许了苏轼这一提议。

【1】推官，宋朝三司各部设一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亦设左、右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2】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也叫元宵节。

【3】二宫，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在当时指宋仁宗曹皇后和宋英宗高皇后，出自苏轼《谏买浙灯状》。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shì）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愎bi）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我所想说的，三段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尊重风俗，保存法纪。

接下来，第一段，维系人心。苏轼说：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正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钱。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与民休息的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到危险的。想必陛下也知道百姓对新法的不满了。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gǔ）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sǒu），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tè）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从太祖皇帝以来，管理财政的只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权利交付给三司，无故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外出办事。在臣看来，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是求利的工具。这样一来，声势很大，百姓感到惊讶和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差吏感到畏惧和疑惑。如果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难免会让万民议论纷纷，但面对这样的议论情况，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干过这些事，何必顾虑别人议论呢。这样的行为就像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捕鱼的”，不如丢掉鱼网，人们自然相信你。就像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打猎的”，不如放掉鹰和狗，野兽自然安静了。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和奸邪，使朝廷上下和气，就需要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1】三司：北宋置，通管盐铁、度支、户部，掌邦国财用大计。有使、副使、判官、三部使、三部副使、三部判官等，神宗元丰改制废。

【2】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熙宁二年(1069)置，志在革除宿弊，更立新法，以开财利之源。熙宁三年，罢归中书省。

【3】慝：tè，灾害、奸邪。

今君臣宵旰（xiāo gàn），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 tǎng）出数百万缗（mín），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bēi）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shuài）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 tǎng）廪（lǐn），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这样的状态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还迷茫地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这里需要说明，唐宋时期以高价出售度牒，增加财政收入，获得度碟的僧侣可以免税。

而真正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中的困难。例如汴河的水很混浊，从当地有百姓以来，就没有在这里种水稻的。现在，朝廷想建池塘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池塘，一年堵塞一次，三年池塘就被填满。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即使考察地形，寻求水利，还是有狂妄轻浮的人随意进言。下级的有关部门虽然知道这样的办法不合适，也不敢就此制止，反过来要威逼当地老少，去试一试可否实行。如果施工难度看起来还有一些可能的话，仍然会兴起工役，官吏们仍然会顺从。如此一来，都认为是陛下故意的兴起工程，对国家来说是浪费财物，对民间来说夺去了农民耕作的时间。最终，堤坝防线一开，水离开过去的河道，即使找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把他的肉吃了，对百姓有何什么好处呢？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

【1】宵旰：xiāogàn，指勤于国政、日夜辛劳。唐朝韩偓《感事三十四韵》：焦劳皆实录，宵旰岂虚传。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从古以来，从事劳役的人，都用乡户。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有雇人代役的案例，还要把这种办法施行于天下。独子户、没有男丁的女户，这些是天下百姓中穷苦的人啊，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悯、抚恤！

自从唐朝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后，原来的租庸调制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从中赚取劳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租庸的钱不扣除，差役的事照做，以此追查，谁来担当其中的罪责呢？

青黄未接的时候，给农民发放贷款赚取利息，在以前就是禁止的。现在陛下开始设立青苗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给农民贷款，但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债都很难还，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会记载此事，说“青苗钱是从陛下开始收取的”，难道不可惜吗！而且现在施行的法律，已经极好了。如果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损失的则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1】乡户：在宋代特指有恒产的平民，主要是地主，多充官府职役。 《宋史·食货志上五》：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

【2】杨炎：唐朝德宗朝宰相，古代经济学家，创建两税法。

【3】两税：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朝廷将地税、户税等各项繁杂的税收统一，分夏季和秋季征收，合称两税。

【4】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推行的赋税制度，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实习。

【5】青苗钱： 宋代在庄稼青黄未接时发放的农业贷款。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从前汉武帝因国家财力枯竭，便使用商人桑弘羊提出的均输法。均输法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一种经济制度，“买贱卖贵”四个字实在难以概括它的意思。简单来说，西汉每一个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物品，而运输过程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且各国上贡的物品有可能是劣物，都抵不上运费消耗的成本。因此，朝廷规定，当地上交的贡品应按照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运输到各个地区高价出售，这其中就涉及到了供给需求的一个经济学原理。这样的措施呢，既可以促进物资的流通，节省朝廷调度的消耗，也可以通过出售上贡的物品增加财政收入。不过，随着法制的施行，这个法律也存在了一些问题。所以，苏轼说：

这一制度实行以后，当时的商人们都停止来往商品交易，没有交易之后，人们还是需要物品啊，导致盗贼更加猖獗，几乎酿成乱事。汉昭帝登上帝位后，执政的大臣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使天下归心，再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提出的这种理念又兴起了。我观察，这种法制在最开始，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有一些收获，能征收一定商税，但所受的损失必然很多。例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平常的法律，而只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只看到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是这是法制的过失。当然，反对的人也会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种做法就像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做一些冒险的事情想要侥幸成功，不等到事情的成功，怨恨就已经起来了。综上所述，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而不是更改法制，使酿成乱事、损失利益。

【1】桑羊：指西汉时期大臣、商人桑弘羊。推立“均输法”。

【2】均输法：西汉每一个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物品，而运输过程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且各国上贡的物品有可能是劣物，都抵不上运费消耗的成本。因此，朝廷规定，当地上交的贡品应按照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运输到各个地区高价出售。这样的措施呢，既可以促进物资的，节省朝廷调度的消耗，也可以通过出售上贡的物品增加财政收入。不过，随着均输法的推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3】孝昭：指汉昭帝刘弗陵，由于即位年龄较少，由霍光、桑弘羊等执政。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第二段，尊重风俗。苏轼说：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改革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使当下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尊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礼节，就像保护身体的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苛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用勇敢强悍的人代替忠诚厚道、老成的人原因，正是知道代替之后，得到了很少，丧失的东西会更多。

仁宗皇帝执法极为宽大，用人知道分寸，会体谅臣下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考核官员的政绩，未必一定要求官员做到尽善尽美。就拿用兵来说，即使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即使仅能够日常开支而没有剩余，仁宗的恩德依然在天下百姓心中，所以先皇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知道于他的仁德。当时，有意见的人看到仁宗皇帝晚年官吏较多、因循守旧，认为没有效率，就想用严苛的考察制度来纠正，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整顿，所以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快速取得功效。但还没有看到成效，好处，浮躁的风气就已经养成了，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道，使有些人从中得利，仅仅努力一小步，就登上了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近年来，纯真敦厚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慎重的思考，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陛下尊重风俗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shèng yú），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zhé）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dú）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第三段，保存法纪。苏轼继续说：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敢于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后就会提拔他们，允许他们将知道的事务上奏，即使涉及到自己的上级。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地听取；有关朝廷的事，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当然，御史和谏官不一定都贤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需要让他们养成敢于说话的勇气，给予他们说话的权利，并且要用他们的行为来警告某些官员想成为奸臣的想法。

但现在呢，看似法令严密，朝廷清明，都说没有奸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能因为看似没有老鼠，就去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小偷，不能因为看似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同理，御史和谏官是为了监督官员，不能因为看似没有奸臣，就养不说话的御史吧。

因此苏轼说，陛下岂能不想想祖宗设立御史的用意，对后代子孙和天下负责呢？我听到一些老臣的议论，说御史谏官说的话，往往跟随众人的意见。众人赞同，御史谏官也赞同；众人抨击，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众人是怎么看到的，御史谏官是怎么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我恐怕从此以后，这种跟风的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和自己的朋友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的一天，法纪全被废除的一天，到那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综上所述，我希望陛下能重视法纪，重视御史和谏官的权利。

通过以上长篇大论的奏折，我们看出苏轼本人对王安石变法颇有意见，他反对用激进的制度代替平稳的制度，反对施行一些看似对百姓有好处实际上隐患较多的青苗法、均输法等等，并且他对于朝廷一些部门运行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1】台谏：御史和谏官。

【2】乘舆：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这里代指皇帝。

【3】廊庙：指殿下屋和太庙。这里代指朝廷。

【4】怨讟：dú，指怨恨、诽谤。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kuài）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时，处理事务往往独断专行，便借助给进士考试出题目的机会，出了一道策问题：晋武帝平定东吴因独断而成功，前秦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导致淝水之战失败、最终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成就霸业，战国燕王哙专任子之造成燕国大乱，为什么事情看似相同，效果却相反呢？看到这样的题目后，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苏轼的过失，谢景温诬告苏轼回川葬父时贩盐，但彻底地审查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熙宁四年（公元1071），36岁的苏轼还是主动请求，到外地任职，任杭州通判。当时，高丽王朝前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上使用的是甲子纪年。苏轼拒绝礼品，并说道：“高丽对本朝称臣，书函上却没有本朝的年号，我怎敢接受！”使者更换了写有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才接受。随着王安石变法中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担任杭州通判期间，常常设法使这些新法有利于百姓，使百姓得以安宁。

【1】晋武：指西晋武帝司马炎，曾平定东吴，统一三国。

【2】苻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曾举百万大军南征东晋，在淝水之战中惨败，不久后卒于非命。十年后，前秦灭亡。

【3】齐桓：指春秋时期齐桓公，使用管仲振兴国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4】燕哙：指战国时期燕国大王哙，哙重用子之 ，导致国家大乱。

【5】谢景温：王安石变法支持者。《续治通鉴长编》记载：谢景温诬陷苏轼回川葬父时贩私盐。古代官盐是重要的财政收入，贩私盐在历朝历代基本都是违法的。

【6】杭州：熙宁四年（公元1071），36岁的苏轼主动请求到外地任职，担任杭州通判。这是苏轼第一次在杭州任职。他与历届太守关系都比较好。

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39岁的苏轼被改任密州知州，在担任密州知州期间，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于是，担任知州的苏轼对负责此事的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罪责，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却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 提举官吃惊地回答说：“你可以晚一点推行新法。”不久后，朝廷知道这一法令有害于百姓，果然撤销了它。

后来，听说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百姓人家争斗杀人，而后畏罪逃散。知情的百姓赶紧告诉了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情况不至于你说的这样。”逃散的兵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安心，苏轼再慢慢地派人将他们招引出来，然后使他们伏诛。

这是《宋史》记载的苏轼在密州期间的政绩。我们熟知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名句...都是在山东密州任职期间所作，当时苏轼年40岁左右。

【1】密州：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淮坊市诸城县级市。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39岁的苏轼被改任密州知州。

【2】司农寺：熙宁三年，废制置三司条例司后，由司农寺主持推行青苗、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新法，并考核升黜诸路提举常平官。

【3】手实法：是各地百姓根据官定格式自行申报自家田产、财产等家业，朝廷再根据各地汇总的情况分摊各户应纳钱额，不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

【4】三班使臣：对三班院的大小使臣统称。一般由武将担任。

【5】密州生涯：熙宁七年1074年11月/39岁—熙宁九年1076年/41岁。苏轼在此创作《江城子 记梦》以不思量、自难忘怀念亡妻；《江城子 密州出猎》以老夫聊发少年狂表达了抗敌的主张；《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可以说，密州生涯是苏轼人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