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七七事变85周年#

七七事变后，日本各新闻通信社尾随着侵略军进入中国，他们无视中国的主权，使用武力扫荡、毁坏中国本土的新闻通讯机构及报馆，造谣生事，恨不得搅乱中国，以此为成就，以此为乐。

新闻报纸，在战争时期几乎具有把控民心和舆论的导向性作用，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华真实影像#

北京、天津沦陷之后，日伪当局立刻设立了新闻事业管理所，规定军事报道只有两个权威的来源——新闻管理所和日本同盟社，并且绝对不可以转载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共方面的军事报道。

《益世报》的经理生宝堂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折磨致死，该报刊被逼停刊；《大公报》发源自天津，在中国报坛有着很高的声望，一直敢于公正发言，然而因为日本侵占了天津不得不移到汉口，汉口沦陷之后，又前往重庆，在颠沛流离之中，逐渐溃散。

日本新闻通讯机构的渗透，只是他们文化侵略的开端。“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向中国大举进军，只要到一处地方，就会刻意毁坏学校和各种文化教育的科研机构。

1937年7月，日轰炸机连续轰炸了天津4个小时，目标就集中于南开大学，一直将南开大学炸成了一片废墟，损失惨重，“按战前价值统计大663万余计”。

他们对中国国内知名大学的毁坏尤为严重，破坏图书馆，烧毁或者掠夺诸多古籍珍本、善本和孤本，只要是知名的科学家、文化名人，在试图拉拢无果后，会将他们杀害，或者将他们逼迫出国。

这些破坏行动是具有计划性和目的性的，沦陷区的教育体系完全被破坏，对当地抗日反日的力量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在偌大的中国面前，日本侵略者还是有着文化恐惧的，他们在沦陷区推行反动的“儒学教育”，因为他们知道国人对儒家思想有着极高的认同感，开始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

用落后的封建礼教奴役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看起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是想要借此奴化进步青年。他们披着所谓的“仁爱”、“大同”、“天命”等思想的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在北京、天津沦陷区，从小学到各种高等院校，都开始开设日语课程。

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教育局于1937年11月1日下发了关于各小学高级班每周添授日语课程的训令。对于语言和文字的侵略，日本侵略者几乎是迫不及待的。

1937年，伪政府教育局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删改教科书。根据日侵略者的意图，删除“有碍中日邦交”内容，不允许出现“国耻”、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内容。

在日军的干预之下，新课本很快就编订出来，日伪还会强制性抽查新课本的沿用情况。

小人书，是老一代中国人的美好回忆，是老老少少都喜爱的文化载体。但在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下令取缔小人书，对查处的小人书进行销毁，只有他们认为可以的小人书才能出版销售。

沦陷区的群众们开始频繁被通知去参加所谓的演讲会，观看所谓的“巡回映演”和展览会。日本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拉拢和蒙蔽群众，压制反抗思想。

七七事变后，每月的8日都是日伪政权所定的“保卫东亚纪念日”。被要求必须悬挂中日两国国旗，这不仅仅是机关单位和学校的事情，就算是私人住宅也必须如此。

人们被迫集合在礼堂之中，奉读宣战布告、为日本士兵致敬或哀悼。

日军的文化侵略是为武力侵略而服务的，他们煽动中国人的内部矛盾，从思想上钳制和奴役人民，无时无刻不带着歧视、污蔑，企图将我们国家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取代。

如果说日军武装的侵略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文化侵略则是在摧残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之下，依旧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冲破重重阻拦，宣传抗日信息，鼓舞沦陷区的人民投入抗日。

抗日报刊没有消失。《纪事报》是一份油印的地下报纸。顾建平为组织者，秘密找到了《大公报》记者林墨农、孔效儒和《益世报》记者程寒华。

他们偷听广播获取新闻，深夜编纂稿件，东拼西凑买来破旧的装备来油印，冒着死亡的危险派发。

学校老师们宁愿放弃薪水，也要拒绝日伪机构的任职和邀约，学生们不断集会游行，向日伪政府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

民族的脊梁不会就这样被压垮，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危难之际一直在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不屈、顽强抗争。

新闻界、教育界、普通的老百姓们，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缺失的部分。社会各界万众一心，采用各种方式开展抗日运动，对日本人的文化侵略发出了强有力的怒吼。

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图1｜奴化教育小学课本

图2｜东京庆祝日军攻占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