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笑着，走到最后的母亲

——林默予走了，晚年曾在滨海新区长期颐养

日前，《红楼梦》电影贾母扮演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林默予走了！享年96岁。

林默予先生去世与出生是同一天。据说，生死两个日期在同一天意味着此人是生与死差距最小的人，生亦死，死亦生，不用饱受生与死之间痛苦的人间，是大福之日亦是大悲之日，一悲一喜，了无牵挂！

其实，林默予先生的人生何止无牵无挂，那曾经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艰辛和苦痛。还好，无论多难，她一路笑着走到最后。

林默予和爱人周楚可称做是中国电影的常青树。在几十年的舞台和电影表演生涯中，塑造了无数个鲜活的角色。

林默予从1942年开始，从事影、视、话剧表演60余年。先后出演话剧《雷雨》、《日出》等60余部，拍摄电影电视剧百余部。主演的电影《红楼二尤》、《寒夜》、《法庭内外》、《知音》被观众所熟知，而最脍炙人口的角色还是电影《红楼梦》中的贾母形象，就如同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一样，成为几代国人心中难忘的记忆。

（在电影《红楼梦》饰演贾母/在电影《知音》中饰演蔡锷之母）

（在《红楼二尤》主演：言慧珠、林默予/1980年《法庭内外》，周楚、陈佩斯、林默予）

（周总理看完《霓虹灯下的哨兵》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并对林默予说“你演什么角色都像”，在该剧中，林默予饰演女特务曲曼丽。）

与林默予老人相识，是我在《凤凰周刊·新滨海》做编辑的时候，2006年，香港《凤凰周刊·新滨海》与当时的天津开发区保税区文联合作推出文化专栏“大潮”，当时由我负责策划组稿。记得是当年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活动还没开始，与会嘉宾们正坐在一起寒暄聊天，时任开保文联主席李东辉先生正好看见我说：小高，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位老艺术家。于是就把我拉到林默予老人的跟前，对林老说，小高是负责我们文联宣传工作的，有时间我让他到您那里做做采访，谈谈您跟开保文联的缘分。老人满脸含笑，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说，高记者辛苦了，欢迎到我“家里”做客。（后来才知道，林默予老人早在2003年就到了天津开发区，入住到第四大街的泰达国际养老院。）

（参加天津开发区文联举办周剑生世界遗产摄影展开幕式）

没过几天，我就在开保文联翟主任的陪同下，到泰达国际养老院去看望林老。林老住的是一间带有客厅的套房，厅里有简易的厨具、餐桌、沙发，干净雅致。看到我们进来，她直接把我们引到餐桌前，拿起已经洗好的水果，非让我们先吃再聊。这期间，她的脸上一直挂着慈祥的笑容，仿佛我们就是来看她的孩子。她说，她很喜欢泰达国际养老院，环境好，工作人员服务也周到。孩子们逢年过节也会聚到这里，和她一起团聚。

与林老熟识后，就相互间留下了电话。因为我家在塘沽，离林老在养老院的住处很近，那段时间里，我又多次看望过她老人家。有时带着编辑同事，有时带着儿子一起，而我们编辑出版的《凤凰周刊·新滨海》也会每期送到老人家的房间。

（《凤凰周刊·新滨海》刊载的李升华先生撰写的人物专访）

她也偶尔会给我打电话咨询一些问题。有一次，是她个人影集出来了，她给我打来电话，说要送给我一本，让我到养老院来取，至今这本影集还保留在我的书架上，里面记录了她大半生的影像资料，既是她自己的人生收藏，又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本珍贵的资料参考。本文选用的照片资料大多也来源于本影集。

（参加开发区文联组织的艺术展开幕仪式）

那几年，林老被当时的开保文联聘为理事，在她身体允许的情况下，经常会参加一些文联组织的活动，例如艺术展览、文艺汇演等。每一次她的到来，都会给活动增添光彩。每次活动，只要我去现场，总会跑过去与林老说说话，她每次看见我，就会直接叫出我的名字。还说，高柳这个名字好，有特点，容易记。这段忘年交一直是我人生中温暖的记忆。

在我编辑《凤凰周刊·新滨海》的那段时间，曾经几次带着记者队伍采访林默予老人，在她的房间，在泰丰公园高大的树荫遮蔽下，听她老人家坐在那里静静的讲述。

“到滨海之前，我喜欢住在杭州，上海杭州那边亲戚朋友比较多，杭州有个福利中心，也是老年公寓，那里很美，湖光山色，小桥流水。那里刚建设起来，还很少有人住。我们接到邀请去参观，当时正好谢晋在那里拍《鸦片战争》，剧组就住在这个老年公寓，亲情、友情、乡情融在一起，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2001到2002的时候，我们每年都去那儿，四月五月住两个月。江南水乡的情境，在秀丽中也常常会让我回想起童年的影像。

2003年春天，我第一次到滨海新区，就被这里吸引住了。泰达国际养老院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充满着魅力，我觉得这里才是最适宜我安度晚年的地方。人都说中国的北方粗犷，苍凉，但是滨海新区的泰达一点都不那样，绿色泰达，名副其实，这里不仅洋溢着天高地广的阳刚之美，而且同样流露着江南水乡细腻的风韵。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方度过的，我的艺术生命也根植于这里，所以我最终还是把晚年生活选择在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到这里是短住，后来老伴去了，他走了以后我就长期住在这里了。”

（泰达国际养老院）

“天津有我割不断的历史情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我父亲离开淮阴到天津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职员，我和母亲也跟着住到天津，当时家就在东亚医院旁边维斯理教堂对面的竹荫里14号，靠近绿牌电车道即现在的滨江道。就是在天津的这个时候，我在家旁边的圣公小学正式上学读了半年书，这是我正式的学历。接着父亲就失业了，我们又回到了淮阴。1937年元旦那天，母亲和我又把父亲送上了北去天津的火车，想不到这次送别，竟成了生离死别。

（1929年，5岁的林默予）

“七七事变”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信来。那是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最艰难的一段生活。1942年，我到天津公演，借机会找到父亲住的律师事务所，那里已成了一片毁于战火的废墟。很可能，父亲是丧命于日本的轰炸之下了。

（1937年，因为战乱，母女失散后，1941年和母亲相逢在上海）

从这以后的那一段艰苦时光，我和母亲又回到了江南，在颠沛流离的经历中，我曾经有过很多帮助过我的朋友，后来遇到了上官云珠，于是我走进银幕，走上了舞台，那一年，我十八岁。

（在《秋海棠》中，林默予饰演罗湘漪/1946年，在电影《花落水流红》中的剧照）

第二次与天津结缘是1945年春天，日本投降前夕，我和周楚在北京公演《北京人》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在同仁们的营救下，我和周楚先后获释。就是那时候，我们决定结婚。

当时我母亲住在北京，周楚家在天津，婚礼得在天津举行，因此，把我母亲接到天津，在皇宫饭店租了间房子临时住下，就算是我的娘家了。

我们的婚礼非常特别。我母亲信奉基督教，按教规，婚礼应在教堂举行，而周楚的母亲信佛教，要我们在家里拜堂成亲，我和周楚为了让两位老人都满意，就决定先到教堂由牧师主持婚礼，然后到周家拜堂成亲，这样，我们举行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婚礼。

（1945年，林默予与周楚结婚）

全国解放的时候，我们正在天津，组织剧团进行演出。1950年，正赶上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主管天津文艺工作的阿英（就是钱杏邨）热情邀请我们参加了会议。阿英非常希望我们留在天津创办艺术剧院，但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已经派人与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去总政，当我们征求阿英同志意见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支持我们参军。这个时候，我们才离开天津去了北京。

1963年，就在“阶级斗争”风云滚滚的当儿，林默予和周楚都参加了《千万不要忘记》的演出。那年在政协礼堂举办的规模宏大的文艺界内部迎春联欢文艺晚会上，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娱乐气氛中，大家提议让导演们即兴表演一段《千万不要忘记》中的情节。于是欧阳山尊、周楚等几位导演登台献艺，其中有一个孙子挨爷爷打的表演，在现场那个激情洋溢的氛围中，表演很夸张、滑稽，大家眼泪都笑出来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竟被当做了“阶级斗争”的动向，被写进中央的“两个批示中”，遭到批判，林老说，自那以后，直到“文革”后将近十五年里，就没有一次痛痛快快、毫无顾忌的文艺晚会了。听着老人的讲述，当年肃杀的极左恐怖再一次让我们感到了飒飒寒意。

（1964年，在农村插秧/1970年，下放到云南省寻甸县农场）

1966年底，北京已经很乱了。林默予和周楚、蓝马从搞“四清”的农村被调回单位，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不让回家，不让见子女。就在林老和周老被隔离审查期间，先是他们的小儿子剑平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林老被允许回家为儿子准备行装，她给儿子缝了被子、褥子，买了日用品，送上去云南的火车，就又被看管起来。

林老的大儿子剑生是最后离家的，林老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儿子走得我好揪心啊！他患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后出院不久，已经退学，户口在街道上，根据他的身体情况和“父母身边可留一个子女”的政策，本来他是可以不去兵团的，但总政话剧团的造反派还是强行把他下放到黑龙江。剑生走，林老最痛心，他大病尚未痊愈，母子分别，大有生离死别之感，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儿子怕妈妈伤心，自己一个人躲在楼下的车棚里哭了半夜，而林老在家里也哭了半夜。

母爱的牵挂真是无微不至，但是在那个冷酷的年代只能以悲剧的演绎感天动地。第二天，当剑生羸弱的身影在母亲的眼前消失，随着同学去了火车站之后，林老突然意识到东北的冰天雪地可能给剑生带来的伤害，于是就拿了一件棉衣送到北京车站，可赶到北京站才知道去兵团的列车在永定门火车站，她急坏了，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往永定门火车站赶。到了永定门车站，站台上送人的加上学生，到处是人，上哪儿找儿子去？这位母亲像发了疯似的喊着：“剑生！剑生！妈妈来送你来了……”没人答应，她开始冷静下来，一个车窗一个车窗地找着，喊着，终于，在一个车厢窗口，剑生看见了我，他喊：“妈妈，我在这儿！”赶紧跑下车来，母子抱头痛哭。

车开走了，林老的心也被带走了，呆呆的目光中，除了两条乌黑的铁轨，什么都不再看得见。

林老对我们说，她回到家里，望着墙上一张中国大地图，像一只大公鸡，大女儿去了西藏，在鸡屁股上，二女儿去了新疆，在鸡尾巴上，小儿子去了云南，在鸡爪子上。现在，大儿子又去了黑龙江，在鸡头上。有相当一段时间，她不敢看这张地图，一看见这张地图，就止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流眼泪。那是个什么年月啊！

林老在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有好几次说不下去了。林老的母爱和那个残酷的年月中人性的惨痛让我和我的同事受到了深深地震撼。那时，林老极力地恢复着澎湃的思绪，凝望着窗外生机勃勃的苍翠园林，动情地说，我不愿意回忆那一段岁月，但是我更不愿意人们忘掉那个岁月或者粉饰那个岁月，和那个时代更加不幸的人相比，我们现在要珍惜难得的幸运，我们的最大幸运是活着，活着享受到了生活的光明。

的确，林老后来被流放的岁月愈加留下了累累伤痕，可这些经历已经不再让这位屡遭坎坷的艺术家洒泪，苦难磨练中的军人，即使在后来被变相专政的时光里，也在用刚强和乐观面对风风雨雨，例如她和周楚赶着牛车去火车站接千里迢迢来农场看望父母的女儿女婿时，不也在风趣地说“咱们这是软席牛车”吗？

坚强的人是摧不垮的。当几年后云开雾散拨乱反正，林老重新走进荧屏走进更宏伟的艺术事业走上中国电影奖台的时候，这位走过了半个世纪仍活跃在中国影坛上的老艺术家，用自己的建树宣告着：谁一直笑到最后，谁才笑的最美！

谨以此文，悼念电影表演艺术家林默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