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古代人打仗，动不动就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出动，他们如何协同作战？

原标题：古代人打仗，动不动就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出动，他们如何协同作战？

“协同作战”这个概念属于现代军事学的范畴，也是现代战争中必须贯彻的原则之一。

现代我军对“协同动作”的定义是：

各军兵种、专业兵和专业部队之间，为执行共同的作战任务，按照战斗的目标、时间和地点协调一致地行动。

在中国古代，虽然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协同动作”这一概念，也没有这一专业术语，但是早已经有了相互配合作战的行动和相关论述，如《孙子兵法·九地》篇云：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这就是强调了作战中各部队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形成对敌方的有利态势，进而击败敌军。

关于中国古代战争的著作和论文一般以探讨战略和谋略的居多，涉及具体战术方面的较少，故本文试就中国古代兵法和实战中的协同作战思想做一简论。

协同的种类和实践协同，有诸兵种之间的协同，即各技术兵种层面的的协同。也有各部队之间的协同，即战役战术层面的协同。下面就此展开论述。

一：诸兵种之间的协同

要进行诸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就要通过“阵”即战斗队形对其进行整合。

现代我军对“战斗队形”的定义是：“军队按战斗部署展开成的队形，通常使用于战术范围。”

各军、兵种因所配属武器装备和作战形式的小问都有各自不同的战斗队形。

诸兵种合成军队在同一地域共同遂行战斗任务，应编成统一的战斗队形。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正确编组和运用战斗队形，对发挥诸兵种的整体威力，顺利完成战斗任务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军事理论中的诸兵种协同

在古代，作战兵器基本可以分为格斗和投射两大类。

格斗类兵器主要有长兵器戈、戟、铩、矛、枪等和短兵器剑、刀等以及作为护体兵器的盾。

投射类兵器主要是弓、弩和各种抛石机。春秋时就有了“春秋五兵”的配合使用。

在中国历代的兵书中有很多都谈到了如何协同不同兵种进行配合作战。

《吴子·应变》篇谈到应对在山谷中与敌遭遇的“谷战之法”时认为应当先“轻足厉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即稳住己方阵脚，令敌人无隙可乘。

然后“车骑挑之，勿令得休”，从而疲敝、消耗并最终击败敌人。

这些内容说的正是车、步、骑兵的配合运用、协同作战。吴起实战经验丰富，以上可以视为战国时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司马法》中也多处涉及到了作战中诸兵种协同的内容，如《定爵第三》篇中谈到“凡阵，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

《天子之义第二》篇中又说：“兵不杂则不利”。

这些记载也都充分表明了古代军事家对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高度重视。

宋代《武经总要》是冷兵器时代集大成的军事百科全书，其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了阵和协同作战。

其中《武经总要·前集卷七》“本朝常阵制·大阵”条云：

大阵，即中军阵也……以步军枪刀手在前（为方阵，即四面排布……），杂以旁牌标枪……当阵面联布拒马，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设戎阵，为方，车步骑相参。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劲弩居其后，以双弓床子弩参之。行伍厚薄，出于临时。务于坚整，戎马无以驰突。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

而且阵中的预备队也是交替使用的：

有驻队，有战队，环相为用，不竭人马之力也。若马军在前，先踊战，即候战久，抽归步军阵后（若排方阵，即抽归阵中），亦依门而入。

可见这种合成军阵可以充分发挥各兵种的优势。

在实际作战中，《武经总要》也强调了灵活用兵，协同作战的思想。据同书同卷“本朝常阵制·前阵”条载：

谓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无败。凡战以正合，以奇胜（当敌为正，外击为奇）。则用奇之策，揣摩敌形，指向分众，兵非贵多也，乘机取胜而已。

可见合成兵种组成的方阵并不必然意味着单纯的被动防御。

阵型是死的，人是活的，灵活用兵才是关键，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三：实战中的诸兵种协同

优秀的将帅能够洞察敌人的破绽并利用之以取胜。

如南宋初期，岳飞收复襄阳之战中，敌将李成在江边布阵迎战，错误地将骑兵布置于靠近江边的一侧，反而将步兵布置于另一侧平地。

结果被岳飞嘲笑：“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

然后岳飞命令王贵：“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又令牛皋：“尔以骑兵击其步卒。”

结果，“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

这就是战争中正确编组和运用战斗队形，发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整体威力，夺取战斗胜利的典型。

四：军事理论中的各部队之间的协同

在中国历代兵书中，也有很多如何协调各部队进行配合作战的内容。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协同作战，比如上文提到的对“常山之蛇”阵势的描述。

此外还有几处，如“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己也。”强调了指挥官要统筹伞局，使得部队令行禁止，行动整齐划一。

又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意思是要破坏敌人之间的协同，为己方取胜创造条件。

《吴子·应变》篇在谈到对付“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被大险阻”且“深沟高垒”的敌人时，主张将部队分成五支来配合运用。

各部队采用“战胜勿追，不胜疾归”的办法，以便达到使“敌人必惑，莫知所加”的效果。

进而“分为五战”，“一结其前，一绝其后”，最后“五军交至，必有其力”。充分展现了协同作战的思想。

五：实战中的各部队之间的协同

在实战中，优秀的指挥官也充分贯彻了协同作战的思想。

在宋代，由于缺马，骑兵数量逊于辽，又失去了地利，所以在战役战术层面，步骑合成军团成了在平原野战条件下抵御敌骑兵冲击的唯一手段。

从战役层面而言，在敌人的战役和战术机动性都高于己方的情况下，守敌所必攻，使敌顿兵于坚城或战术要点之下，然后以一部兵力迂回至敌军侧后实施夹击几乎是唯一能取胜的战法。

这一战法在实际运用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冬的满城之战即是一例。

当年七月高粱河之战失利后，宋太宗为防契丹报复，就已经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他的部署是：“（七月）庚寅，命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酷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得以便宜从事。”又令：“（刘廷翰）率兵屯真定”。

如此部署则各部可以互为犄角，相互声援。

更为重要的是诸将有“便宜从事”的权利，这也为之后会战时改变宋太宗所赐阵图留下了伏笔。

宋太宗对前线将领的要求是：“上谓诸将曰：契丹必来寇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

可见其战役指导思想是“会兵设伏夹击”。

即利用地利和战役层面的协同来抵消辽军的战役战术机动性，迫使辽军在己方选定的地点接受会战，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法击败以骑兵为主力的对手。

言之即依靠各部的密切协同掌握战场主动权。‘

契丹大举来犯后，“镇州都钤辖、云州观察使浚仪刘延翰帅众御之，先阵于徐河……李汉琼及崔翰亦领兵继至”。

即刘廷翰部首先在徐河布阵，拦住契丹军的去路，崔翰和李汉琼部随后赶到增援。

会战前，崔翰在诸将的建议下改变了宋太宗原先设定的战术部署，将全军部署为前后两阵，并派人诈降以麻痹对手。

在调整部署完毕后，宋军以刘廷翰部精锐在前，崔翰帅本部和李汉琼部继后，先后突击辽军。

与此同时，崔彦进所部则按照原定方案自高阳关“潜师出黑卢堤北，缘长城口，衔枚蹑敌后”，对辽军实施侧后迂回，然后“合击之，大败其众于满城”。

最后的战果则是：“三战，大破之，敌众崩溃，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追奔至遂城，斩首万余级，获马千余匹，生擒酋长三人，俘老幼三万口及兵器、车帐、羊畜甚众”，取得了完胜。

六：结论

在中国古代，不论在理论著作还是军事实践中，协同作战思想早已有之，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的丰富不断完善。

协同作战的思想不仪被优秀的军事家们贯彻在战术层面，也逐渐推广到战役层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备注：本文为转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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