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了，院长受贿的钱是从你口袋里掏的！

医疗“红包”猛于虎，贪腐程度不逊于官员贪腐，今天说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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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世、仁心仁术、救死扶伤、妙手回春，一直是古今中外医生的代名词，然而——他们如今本应拿着手术刀的双手却被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最近看到黑龙江省纪监委官宣，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院长周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哈医大一院，是黑龙江排名第一的大三甲医院。在过去一年里，先后有三位副院长、四位院领导涉嫌受贿等违法犯罪被审查。

这其中包括：周晋在任期间的门诊部主任、医务科科长，后来升任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原院长、原哈尔滨卫计委副主任孟庆刚；他在位时的“搭档”哈医大一院原副院长刘宏宇、徐永欣；2008年以后接任院长助理，后来担任副院长的林志国。

左：林志国；中：周晋；右：孟庆刚

说到周晋，东北皆知，他在血液病领域是首屈一指的专家，在过去长达15年的时间里，周晋一直担任哈医大一院院长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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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成为医学界的一员，我将会凭着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我的职业。”这是1948年世界医学会制定的《日内瓦宣言》中一句誓言。

像周晋这样的公立医院的院长、书记违背初衷与医德，曾经的“白衣天使”变成了肆意贪腐的“魔鬼”。

2018年以来，至少已有149个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因贪腐问题落马，这仅是粗率的不完全统计。其中仅2021年，就有54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其中三甲医院占比过半。

这里面包括了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原院长谷运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董辉军和他的妻子安徽省儿童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倪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原院长孟庆刚等一系列轰动一时的大案。

“医疗大虎”，云南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在任的10年间，在医院工程建设、药品、医疗设备、人事任免等方面为行贿者大开方便之门，收受财务总额折合人民币超过1.16亿元。

王天朝收受的贿赂中仅房产就有100套，车位100个，他被称为“双百院长”,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医疗系统处刑最重的一起案件。

相比于普通医生的受贿集中在药械购销、处方、检查单开具等环节，院长的寻租范围更广，无论是单次受贿还是受贿总额，都远远大于“计件”拿钱的普通医生。

在医疗设备采购中，如果院长参与拿回扣，比例一般可达10%到20%，山东省淄博市第八人民医院原院长段明福曾经有一次刚批准了采购1200万元CT设备，就收到了供货商给的存有110万元的银行卡。

除了准入环节的寻租空间，医院长期存在的拖欠货款，也可以用于寻租，在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原院长柴多的案件中，因为迟迟拿不到货款，代理商就给了他10万元，柴多才给设备科“打招呼”催促付款。

如果说，三甲医院院长受贿金额2000万元以上是“常规操作”的话，那么，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医院院长利用职权拿到了不菲的“收入”——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人民医院原院长王明亮收受贿赂总额2000多万元。

勐腊县，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脱贫），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约1000元，而王明亮收受他人贿赂近2000万元、套取公款230余万元，单房屋就收了12套，刷新西双版纳建州以来贪腐案涉案金额纪录，其所作所为让人触目惊心。

相比普通医生受贿，院长腐败，对医院内部的腐蚀作用更加严重，很多院长没能经受住考验，胆子、胃口越来越大，致使中国医疗腐败水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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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朝在职期间，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从设备采购，到药事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各种关键项目，都在他的掌控范围内，而且“上行下效”。

正因为此，从以往案例看，有院长被查处的案件中，很少是独立案件，通常是窝案、串案，甚至前赴后继地被查，形成“塌方式”腐败。

这种“塌方式”腐败近年越演越烈，2019年，作为一家二甲医院，湖南郴州嘉禾县人民医院因“塌方式”腐败，登上了人民日报，而揪出医院“塌方式”腐败的却是一场廉政谈话会。

2018年3月，嘉禾县医院院长黄松被查，嘉禾县纪委县监委组织医院40多名股级以上人员召开的集中廉政谈话会结束后，2名副院长、1名工会主席、2名科室主任就陆续主动交代了，两名科主任的收受财物数额远超两位副院长，其中一位科主任卖1000万药品收近百万回扣。

这种“塌方式”腐败，有些地区整个医疗行业甚至大面积的出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在安徽淮北曾出现一个耗材经销商被查，同城5家医院、12人、40个科室“沦陷”的案件。

再如，南京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被查后，牵出南京地区700余名医生受贿名单，触目惊心。可以想象，这些医生要都抓起来，南京当地医院的正常运行肯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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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医疗体系改革对院长这一职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院长本来只是临床专家，现在按照岗位要求，他们还要充当管理者、企业家的角色，往往签一个字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从公立医院的尴尬地位来看，医院是公益性单位，每年有财政拨款，但10%上下的财政出资又不足以养活医院，剩下的部分需要医院自己挣。

院长作为医院的经营者也必须考虑医院运营，考虑职工的福利，在药品购销领域最混乱的几年，带金销售是家常便饭，边界也非常模糊。

在公立医院的扩建大潮中，一个新院区就涉及十几个亿，涉及的利益太大了，充满了诱惑，令不少人流口水而以身试法。

对内，医院一方面具有行政权，院长相当于处级干部，公务员身份；另一方面，医院又像是一个国企，院长是营业额几百亿元、管理几千员工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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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意义上，医院院长是多重角色的混合体，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临床专家，很可能在科研上颇有建树，如果在大学附属医院还得带硕博研究生，要经营好医院，他还得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同时还经常需要出席政府、企业、以及各种民间活动，是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在医疗腐败的重灾环节——“采购”与“基建”，院长大权在握，又缺少监管，潜规则大行其道，一个非要送，一个不得不拿。

如此带金销售的大环境，院长不可避免成了重点围猎对象，这使得他们时刻面临金钱、名誉的蛊惑，时刻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个社交场合，某个难以拒绝的亲朋好友的请托，以及老上级的“打招呼”中坠入贪腐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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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医疗运行体制机制下，腐败窝案串案往往都有着医疗领域黑色利益链条，潜规则为所欲为。

药品、设备、耗材的采购至少10%回扣成为行规，谁中标都得按结算款10%至20%的比例打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虽然有招标采购的一整套流程，可是暗中通报、明招暗定能够架空一切规则；体系性腐败盛行，从院长到分管副院长，再到科室主任、临床医生，代理商都得打点一遍，院长拿大头、科长拿小头，利益均沾、人者有份、心照不宣。

由此形成“权力集中、资金富集、资源枢纽”独特的医疗领域的境况，作为“掌门人”的院长受贿过亿，就不意外了。

无数贪腐案例表明，腐败从来就与行业类型和级别高低无关，只与权力的异化和失控有关。

在一般人看来，身在医疗这样的领域，总得有点道德情操，总得表现一点素质，但当出现了权力的异化和失控后，白大褂背后同样会不堪入目，医疗腐败丝毫不逊色于其他领域的腐败现象。

老百姓不怕病痛怕心痛，无论做医生还是当院长都是良心活，需要有人性、积阴德，绝不能像贪官那般虚伪，也不能如商人那般奸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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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医吃医、看病捞钱，像瘟疫一样蔓延，成为民生痛点。

“无利不行贿”，那些行贿的人，最终的目标是从院长们那里得到好处，其行贿的最终成本，必然会一一转嫁到亿万患者的头上。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很难想象，那些个受贿者“不开大处方、不收大红包”！

那么，有必要追问的是:看病贵，难道没有腐败的因素吗？不断上升的看病成本，难道没有腐败成本吗？联想到医疗改革举步维艰，里面没有利益阻力？到底是以药养医还是以药养腐?

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年至2019年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给予或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医药上市公司平均销售费用率超过30%，即药价的三分之一用在了“公关费”上。

医疗腐败也属于群众身边的典型的腐败，从一个侧面证明，应该把群众反映强烈、迟迟不能改进的问题，作为反腐重点，揪出“苍蝇”“老虎”，释放反腐红利，必将大大缓解亿万患者看病贵！

解决看病贵，如果在医疗改革的机制上暂时还拿不出高招，不妨从所有够得上的医与药的权力监管着手。

水至浊则虫生，严惩医疗腐败，如果法治的监管还不给这类“白衣天使”们刮骨疗毒，怎对的起那些仍在病痛中挣扎、呻吟的生命？

（全文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敬请关注中央路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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