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一生游历世界各国，为的只是收集齐全世界各河流的水

林波波河的水

在教室的桌子上，摆着一些用火漆封口的瓶子，里面装着淡黄色的水。在每个瓶子上都有一个标签。标签上用歪歪扭扭的、老年人的笔迹写着“尼罗河的水”“林波波河的水”“地中海的水”。

有很多这样的瓶子。里面装着伏尔加河的水、莱茵河的水、泰晤士河的水、密歇根湖的水、死海的水和亚马孙河的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细看这些水，在所有瓶子里的水都是一样的——黄色、单调。

我们缠着地理老师切尔普诺夫，为的是他能允许我们尝一尝死海的水。我们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特别咸。可是，切尔普诺夫不允许我们尝。

切尔普诺夫很矮，留着长长的、几乎齐膝的灰色大胡子，他的眼睛细细的，像一个巫师。难怪他的外号是“黑海大魔王”。

切尔普诺夫上课时总是拿来各种各样的稀罕玩意儿。他最喜欢带来装着水的瓶子。他会讲一讲，他自己如何采集开罗附近的尼罗河的河水。

“你们看，”他摇匀瓶子里的水，“里面有多少淤泥。尼罗河的淤泥比钻石还宝贵。在它的上面，埃及文化繁荣昌盛。马尔科夫斯基，你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是文化。”

马尔科夫斯基站起来，并且说了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培育出农作物、葡萄干和大米。

“愚蠢，不过倒像是真理！”切尔普诺夫评论道，开始给我们看各种瓶子。

他很为林波波河的水而骄傲。这是过去的一个学生作为礼物送给切尔普诺夫的。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记住形形色色的地理知识，切尔普诺夫想出各种直观的方法。他在教室的黑板上画一个大大的字母A。把第二个A写到这个字母里面的右下角，这里面再写小一点儿的第三个A，而第三个里面写第四个A。然后，他说：

“你们记住：这是亚洲，在亚洲里面有阿拉伯，在阿拉伯里面有亚丁城，而在亚丁城里，坐着一个英国人。”

我们立刻就记住了这些知识，而且记一辈子。高年级的学生们说过，在切尔普诺夫的住宅里，有一个不大的地理博物馆，但是，老头儿不让任何人到自己的家里去。那里似乎有蜂鸟标本、一组蝴蝶标本、望远镜，还有一块天然金块。

听到许多关于这个博物馆的事，我开始组建自己的博物馆。当然了，它的藏品不够丰富，但是，在我的想象里，它开始发展壮大，就像是一个由许多新奇藏品组成的王国。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都和每一件东西有着联系——我的藏品或者是罗马尼亚士兵的一枚纽扣，抑或是一只晒干的螳螂。

有一次，我在植物园里碰见了切尔普诺夫。他坐在被雨水打湿的长凳上，用手杖挖土。我摘下帽子，向他鞠躬问候。

“你到这儿来！”切尔普诺夫把我叫到跟前，向我伸出一只肥厚的手，“坐吧，给我讲讲。听说，你弄了个小博物馆。你都有啥？”

我胆怯地列举了自己那些不起眼儿的宝贝。切尔普诺夫笑了。

“值得表扬！”他说，“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看看我的博物馆。我认为，如果你能很快喜欢上这个的话，你一定会成为地理学家或旅行家。”

“和妈妈一起吗？”我问。

“和妈妈一起干什么？”

“和妈妈一起去您那里？”

“不，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一个人来。妈妈们不懂地理。”

星期天，我穿上新的中学生制服，去切尔普诺夫家。他住在佩切尔斯克一个大院里低矮的厢房中。厢房四周长满茂密的丁香，使得屋子里黑乎乎的。

已是晚秋，但是，丁香还没有发黄。雾水顺着叶子倾泻下来。在第聂伯河的下游，轮船在鸣笛。它们要告别基辅，停泊到河湾里去过冬。

我登上台阶，看到镶入墙里的铜的碗状榫，里面有一个拉门铃用的圆手柄。我拉了拉那个圆手柄。在厢房里，门铃开始奏乐。

切尔普诺夫本人给我开门。他穿着灰色的、暖和的上衣和毡鞋。

异乎寻常的事就在这个前厅开始了。在椭圆形的镜子里，映出一个由于难为情而脸红的小中学生，他试图用冻僵的手指解开大衣的扣子。我没有立刻明白，这个中学生就是我自己。我一直不能搞定那些纽扣。我一边解开它们，一边还看着镜框。

这不是镜框，而是花环，它是由涂了淡色的玻璃树叶、花朵和葡萄串儿做成的。

“威尼斯玻璃，”切尔普诺夫说，他帮我解开大衣的扣子，脱下来，并且挂到衣架上，“你离近一些看看。甚至可以摸一摸。”

我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一朵玻璃玫瑰。玻璃是磨砂的，好像被蒙上了一层粉尘。从隔壁房间里投射出来的光线形成一条光带，光带里的玻璃显露出微红的火光。

“完全像一块美味糕点。”我说。

“愚蠢，不过倒像是真理。”切尔普诺夫低声含混地说。

我脸红了，两眼开始灼痛。切尔普诺夫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难过。这是我的口头禅。嗯，咱们走吧。和我们一起喝茶。”

我要推辞，但切尔普诺夫拉着我的胳膊肘领我去了饭厅。我们走进房间，这个房间如花园一般。需要小心地拨开喜林芋的叶子，还有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挂满芳香的红球果的树枝，这样才能到达餐桌旁自己的座位。扇形的棕榈树叶耷拉在白色的桌布上方。在窗台上，密密麻麻地摆放着花盆，花盆里面种着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的花。

我坐到桌旁，但是，立刻跳了起来。一位年轻的女人快步走了进来，她个子不高，灰色的眼睛光芒闪烁，她走路的时候，连衣裙沙沙地响。

“这是玛莎，”切尔普诺夫冲我点点头，“这就是那个中学生，我跟你说过的。格奥尔吉·马克西莫维奇的儿子。当然，他很腼腆。”

那个女人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手镯叮当响。

“难道您要把这些都给他讲解一遍吗，彼得·彼得洛维奇？”她问，她仔细打量着我，笑了。

“是的，喝完茶以后。”

“那我这个时间进城一趟。去糖果点心店。去基尔赫盖姆那里。我得去买些东西。”

“随便你吧。”

那个女人给我倒了柠檬茶，她把装着维也纳白面包的高脚盘推到我面前：

“听讲之前要攒足劲啊。”

喝完茶，切尔普诺夫开始抽烟。他把烟灰抖落到一个贝壳里，贝壳上面覆盖着已经石化的、极为柔和的粉红色泡沫。还有一只一样的贝壳摆在旁边。

“这是新几内亚的贝壳。”切尔普诺夫说。

“喏，再见啦！”年轻的女人大声说，她站起来，出去了。

“喏，好的。”切尔普诺夫说着，目送她出去，然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肖像画。上面画的是一个留着大胡子、面容憔悴的人。“你知道这是谁吗？最好的俄国人之一。旅行家米克卢霍－马克莱。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你或许还不明白，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这不重要。以后你会明白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相信人们善良的意志。他曾经一个人生活在新几内亚的食人族中间。他赤手空拳，由于得了寒热病而濒临死亡。但是，他能为野人们做如此之多的善举，表现出如此大的耐力，以至于我们的轻巡洋舰‘绿宝石’号去接他回俄国的时候，成群的野人在河岸边哭泣，他们朝着轻巡洋舰伸出双手，并且喊着：‘马克莱、马克莱！’就是这样，你要记住，善可以赢得一切。”

那个女人走进饭厅，站在门口。她戴着一顶黑色的小帽子。她费力地往左手上戴手套。

“顺便说一说，什么是诗歌？”突然，切尔普诺夫问，“不要想着回答我。不能妄下定论。你看，贝壳是从马克莱生活过的那个岛上带来的。如果你一直看着它，脑子里就会突然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早晨，阳光照到这个贝壳里，然后就会永远地留存在上面。”

女人坐到门旁的椅子上，开始脱手上的手套。

我凝视着那个贝壳。这一刻，我似乎觉得，我事实上是睡着了，我看到在一大片清澈的海水上空，太阳慢慢地升起，突然闪烁出粉红色的光线。

“如果你把贝壳贴紧耳朵，”切尔普诺夫在远处的某个地方说，“那么，你会听到轰隆声。我不能给你解释，这是为什么。任何人都不会给你解释。这是秘密。人无法弄明白的一切，被称作秘密。”

女人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你拿起来，听一听。”切尔普诺夫建议。

我把贝壳贴到耳边，听见梦幻般的嘈杂声，就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均匀的海浪侵袭着海岸。女人伸出手：

“请给我。我已经很久没听了。”

我把贝壳递给她。她把贝壳贴在耳边，微笑着，稍稍张开嘴，我能看得见她那小小的、白白的、湿润的牙齿。

“你怎么了，玛莎，不去基尔赫盖姆那里吗？”切尔普诺夫突然问。

女人站了起来。

“我改主意了。我一个人去基尔赫盖姆那里很没意思。如果我打搅你们，请原谅。”

她走出饭厅。

“喏，没什么，”切尔普诺夫说，“我们继续我们的谈话吧，年轻人。你看，角落那里有几只黑箱子。你把上面的那个拿过来。只是拿的时候要小心。”

我拿来箱子，把它放到切尔普诺夫面前的桌子上。箱子原来很轻。

切尔普诺夫从容地打开盖子。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我看了一眼箱子，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里面有一只大蝴蝶，比枫叶还要大，它平放在箱子里，下面垫了一块深色的绸子，闪变出像彩虹一样的色彩。

“不要这样看！”切尔普诺夫不高兴了，“应当这样！”

他抓着我的头顶，开始转我的头，时而向右，时而向左。每一次，蝴蝶都闪出不同的颜色——时而白色，时而金色，时而紫红，时而深蓝。似乎它的翅膀燃烧着奇妙的火焰，却怎么也燃烧不尽。

“婆罗洲岛最稀有的蝴蝶。”切尔普诺夫骄傲地说，关上了箱子盖。

然后，切尔普诺夫指给我看星球仪、几张绘着“风玫瑰”的旧地图，还有蜂鸟标本，它们的嘴长长的，像一支支小锥子。

“嗯，今天到此为止吧，”切尔普诺夫说，“你也累了。每个星期天，你都可以来我这里。”

“您总在家？”

“是的。我老了，不能到处闲逛和旅行了，我的朋友。这不是吗，我沿着墙壁和桌子漂泊。”他指给我看书架和那些已死的蜂鸟。

“您游历过很多地方？”我怯生生地问。

“不比米克卢霍－马克莱少。”

在前厅，我急急忙忙披上大衣，还没来得及把胳臂伸进袖子里，那个年轻的女人就进来了。她穿着瘦瘦的短上衣，戴着帽子和手套。小小的黑色面纱垂下来，遮在她的眼睛上。由此一来，她的眼睛似乎完全变成了深蓝色。

“您住在哪里？”她问。

我回答了。

“也就是说，到克列夏季克我们同路。一起走吧。”

我们走出房门。切尔普诺夫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的背影。然后，他大声说：

“玛莎，求你了，小心点儿。快点儿回来。”

“我听见了。”女人回答，但是，她没有回头。

我们绕过尼科利斯基要塞，它的大门上刻着青铜的狮子脸，我们穿过马林斯克公园，以前，我在那里遇到过海军准尉候补生，然后，我们拐到学院大街。女人沉默着。我也不说话。我害怕她随便问些什么，我还必须回答。

在学院大街上，她终于问我：

“在我们家的博物馆里，您最喜欢什么？”

“蝴蝶，”我回答，想了想，又补充道，“只是我可怜这只蝴蝶。”

“是吗？”女人很吃惊，“您为什么可怜它？”

那时，任何人都没有称呼我为“您”，由此，我还很不安。

“它很漂亮，”我回答，“却几乎没有人能看到它。”

“您还喜欢什么？”

到了克列夏季克，我们在基尔赫盖姆的糖果点心店旁边停下了。女人问：

“家里允许您在糖果点心店喝点儿可可饮料吗？再吃点儿甜点？”

我不知道，是允许我这样，还是不是，但是，我回想起，有一次，我和妈妈及姐姐加莉娅在基尔赫盖姆这里确实喝过可可饮料。于是我回答，当然了，允许我在基尔赫盖姆这里待一待。

“那太好了！咱们去吧。”

我们坐在糖果点心店的最里面。女人把一盆绣球花稍稍往小桌的边上推了推，她点了两杯可可饮料和一个小蛋糕。

“您几年级了？”她问，这时，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可可饮料。

“二年级。”

“那您多大了？”

“十二。”

“我二十八岁。十二岁，当然，可以相信一切。”

“什么？”我问。

“您有什么喜欢的游戏，或者是发明？”

“是的，有。”

“彼得·彼得洛维奇也有。我就没有。那您让我参加您的游戏吧。我们会玩儿得很好。”

“玩儿什么？”我很好奇。我们的聊天变得很有趣。

“玩儿什么？那就玩儿‘灰姑娘’的游戏吧，或者是逃离凶狠的国王的游戏，都可以啊。或者，我们想个新的游戏。这个游戏就叫‘婆罗洲岛的蝴蝶’吧。”

“好！”我说，我很激动，“我们在施了魔法的森林里找一口井，里面的水是有生命的。”

“冒着生命危险，当然？”

“是的，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取这个水，”她说着，把面纱撩起到额头上，“用手捧着。一个人太累的话，可以小心地把水倒手给另一个人。”

“当我们倒手的时候，”我说，“一定会有一两滴水掉到地上，在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她打断我的话，“一定会长出开着一朵朵大白花的树丛。然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您怎么想？”

“我们把这水淋到蝴蝶身上，它就复活了。”

“它会变成美丽的姑娘吗？”女人问，并且笑起来，“嗯，该走了。大概，家里人在等您了。”

我们走出糖果点心店。她把我送到丰杜克列耶夫大街的拐角处，从那里她往回走。我回头看了看。她穿过克列夏季克，也回头看了看，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戴着黑色手套的一只小手。

在家里，我没给任何人讲我去了基尔赫盖姆糖果点心店的事，包括我的妈妈。妈妈一直很惊讶，为什么午饭我什么也没吃。我守口如瓶。我想着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但是，什么也不明白。

第二天，我问一个高年级学生，这个女人是谁。

“难道你去过切尔普诺夫家？”高年级学生问。

“去过。”

“看到博物馆了？”

“看到了。”

“运气不错啊，”高年级学生说，“这是他的妻子。他比她大三十五岁。”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没去切尔普诺夫家，因为这一周他病了，没来学校。过了几天，喝晚茶的时候，妈妈突然问我，在切尔普诺夫家看没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

“看到了啊。”我说，并且脸红了。

“嗯，也就是说，这是真的了，”妈妈扭头对父亲说，“他和她在一起，据说，他很善待她！她生活得像金笼子里的公主。”

父亲什么也没回答。

“科斯季克，”妈妈说，“你已经喝完茶了。去自己的房间吧，马上该睡觉了。”

她把我打发走，为的是和父亲聊有关切尔普诺夫的事。但是，我没偷听，虽然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快，在学校里，我得知了这件事。妻子离开了切尔普诺夫，去彼得堡了。老头儿痛苦得生了病，不让任何人去他那里。

“‘黑海大魔王’命该如此，”中学生利塔乌埃尔说，“谁叫你娶个年轻的女人！”

我们对这句话感到很愤怒。我们喜欢切尔普诺夫老人。因此，在下一节课上，当法国人塞尔姆飞进教室的时候，我们对利塔乌埃尔实施了报复。

“利塔乌埃尔！”全班同学雷鸣般地齐声高喊，“伊塔乌埃尔！塔乌埃尔！阿乌埃尔！埃尔！”

然后，瞬间寂静无声。

塞尔姆突然大发雷霆，像往常一样，他不调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直接喊：

“利塔乌埃尔，滚出教室！”

他给利塔乌埃尔的操行那一项打了四分。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切尔普诺夫。他再也没来学校。

一年后，我在大街上碰到他。他勉强地、步履蹒跚地走着——脸色蜡黄，还浮肿，拄着一根粗粗的手杖。他叫住我，详细地问我的学习情况，并且说：

“你还记得那只蝴蝶吗？婆罗洲岛的蝴蝶？是这样，现在我也没有这只蝴蝶了。”

我沉默了。切尔普诺夫专注地看了看我。

“我把它送给一个大学了。蝴蝶，还有我自己的那套蝴蝶标本都送了。嗯，祝你健康。很高兴遇见你。”

切尔普诺夫很快就死了。我一直记得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当我回忆起她的面纱，还有她穿过克列夏季克时的那个微笑和挥手时，难以名状的痛苦就会侵袭着我。

当我到了高年级，心理学老师在给我们讲想象力的好处时，他突然问：

“你们记得切尔普诺夫吗？还有各种不同的河和海里的水？”

“是啊，那又怎样！”我们回答，“我们清晰地记得。”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些瓶子里的水其实是最普通不过的自来水。你们会问，为什么切尔普诺夫欺骗你们？他确信，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推动你们想象力的发展。切尔普诺夫对此很珍视。他当着我的面提过好几次，人区别于动物的能力就是想象力。想象力创造了艺术。它扩展了世界和意识的边界，使生活具有了被我们称之为诗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