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吃到虫子后

《北师大：吃到虫子后》 这篇文章来自于我的一些朋友们采访到的结果，其中的内容真实性可靠，展现了现代大学生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一些做法和双一流大学（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处理方式，结果蛮有趣的。

它的身体被软滑的胶状物卡在中间，动弹不得。突然，一根坚硬的管子插下来，细瘦微曲的臂膀被管壁生生切断。蜷曲的身体尾随黑色的仙草冻，被温热的液体裹挟，顺着管子向上直冲。它一声不吭，因为早已没了生息。抵达管子尽头的那一刻，它触到温软之物，随后伴着一声尖叫：“蟑螂！！！”被重重摔在桌子上。

2017年8月30日，柠檬的朋友圈在八点半更新：“鲜果路！老子没点蟑螂口味的仙草奶茶！我最后一口都吸进去了！感觉有点硬！一吐出来是个啥玩意！幸亏我之前吃过有虫子的米线！要不然恶心得老子连隔夜饭都能吐出来！广而告之！别去买了！”

此时的柠檬只想借朋友圈吐槽一番，但她没有想到，这条朋友圈会像一块石子投向平静水面，在她的生活中激起层层涟漪。

权益部：Proxy

关于食堂、外卖窗口食品卫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7%的同学对校园内发生的食品卫生问题有所耳闻，其中36%的师大同学都曾亲身经历过食品卫生问题，近10%的同学选择向学校反映问题。通过校会权益部反映，是他们选择的渠道之一。

“这学期，校会权益部共收到4起对外卖、食堂窗口出现蟑螂、苍蝇的投诉。”校学生会权益部部长在2017年10月12日接受采访时总结道。柠檬的“鲜果路蟑螂案”就属于这4起投诉之一，在她的朋友圈更新不久后，吐槽的截图被微信好友分享到了北师大的权益部大群：“权益大分队”。根据权益部部长的描述，校园食品卫生问题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食物中发现蟑螂、苍蝇等异物，第二类是头发丝、小石子、菜青虫等异物。和第二类异物相比，蟑螂与苍蝇并列，稳居“最严重”的等级，因为它们的存在直接反映出后厨糟糕的卫生条件。而头发丝、小石子、菜青虫可能由于餐饮工作人员不慎操作才出现在饭菜里，属于无心之失。

不论有心还是无意，发在权益部大群里的朋友圈截图注定作为蝴蝶扇动的翅膀，启动一系列连锁反应。在柠檬还没有展开进一步行动时，权益部成员已经嗅到维权的气息，“鲜果路蟑螂事件”迅速立案，并被定性为严重事件。朋友圈发出的半小时后，权益部同学与柠檬取得联系。

受到权益部维权的建议，柠檬觉得有些突然：“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吐槽一下就OK了，没啥。”

当晚，寝室内的灯光熄灭，室友细微的鼾声渐渐平缓，柠檬的困意却未随黑暗如期而至。意识到可以维权后，蟑螂的影子就像潮水一样拍打着她的脑海，挥之不去，和失眠带来的疲倦一起折磨她。她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第二天清早，柠檬忍着头痛起床，像往常一样出门，和快客一百窗口前买早点的长队擦肩而过。路过鲜果路窗口时，她停下来，昨晚那杯“蟑螂口味”的奶茶伴随着失眠的痛苦，再次浮出回忆的水面。

她想，起码要回买奶茶的6块钱。

餐饮中心：Utopia

后勤部管理处餐饮中心（以下简称“餐饮中心”），桌上的电话铃声骤响，另一头是食品药监局工作人员。电话从校门口打来，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点名要查鲜果路。

没人能预料到食品药监局的突然来访。刻不容缓，餐饮中心赶忙安排负责老师，陪同食品药监局工作人员前往鲜果路检查。

慌乱之中，疑窦重重：食品药监局工作人员平时来学校抽查餐饮卫生，都是来无影去无踪，没出现问题就从来不跟餐饮中心打招呼，很少像这样指名道姓地检查。食品药监局此行到底为什么而来？

得知食品药监局是因为收到学生对“鲜果路蟑螂案”投诉才突然造访后，餐饮中心老师的疑惑转为惊诧：“自家”学生的投诉不该从大学“外面”反馈回来。

食品药监局来访前几日，也就是“鲜果路蟑螂案”发生的第二天中午，餐饮中心同时收到了鲜果路老板和权益部同学的反映。按照一般流程，遇到类似的食品卫生问题，权益部会协助同学与食堂负责人沟通。权益部会将沟通结果反映至餐饮服务中心，由餐饮服务中心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批评整改”或“停业整顿””

这次的卫生问题本该和过去大大小小的问题一样，重复上述步骤解决。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柠檬在与鲜果路交涉失败后，直接拨打了市长热线。

在餐饮中心老师的带领下，食品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来到鲜果路后厨，重点检查了后厨卫生、店员仪表和原材料的标签。“指甲不能超过1毫米，手上不能戴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标准是行业规范。

据餐饮中心老师回忆，食品药监局在一番检查过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查出蟑螂是怎么出现在饮料里的。离去时，他们要求餐饮中心必须给同学反馈。鲜果路老板随即被叫到餐饮中心接受批评处罚，店面也立即关门。

按照餐饮中心的既定流程，鲜果路迟早面临关门。尽管药监局没有改变既定流程，但餐饮中心的老师仍有种被冒犯的感觉，本校的“公益性质食堂”被当作“外面”的餐厅处理，仿佛是对自家食堂和餐饮中心的否定。

《中华人民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药监局负责认证、考核、调查、处罚餐饮企业。餐饮中心的杨主任认为，校园食堂与校外餐饮企业不同，校园食堂直接监督主体是餐饮中心，而非食品药监局。餐饮中心平时只向市教委汇报工作，食品药监局甚至不能算餐饮中心的上级。

除此之外，后勤部心心念念的“内循环”，也被外来者破坏了。

“内循环”由学生、食堂、后勤部餐饮中心三者构成：学生和食堂之间是消费与供给的关系；餐饮中心和食堂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学生和餐饮中心之间是反映问题与处理问题的关系。

“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们餐饮中心。你找食品药监局也好，找谁也好，它最后都也得找到我们食堂来，餐饮中心的处理意见也得拿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最好的、也是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同学直接和我们接触。”杨主任用手点着桌面，画出一个三角：“你比方说，我遇到问题了，本来应该找你去解决，结果我绕着你过去，直接找他处理去了。他肯定不了解情况，你也不了解情况，最后还是得咱们俩去解决。”

“遇到问题直接找经理，如果经理给你解决的不满意，直接找餐饮中心。找到中心还不满意，那你还再可以往上找，上面是后勤，后勤上面是什么？没有了，基本没有这层解决不了的。”

餐饮中心这样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对食堂严格的监督完全可以维持“内循环”的稳固。

餐饮中心的监管相当严格，质检部每天都对各食堂、窗口后厨进行突击检查，监控后厨卫生、餐饮工作人员个人卫生和原材料进货渠道。 “烫面包”店老板描述起检查的苛刻程度：“审罪犯似的。反正是所有地方都看！”

一旦检查出问题，除了监督食堂整改外，餐饮中心还会直接扣除经理和厨师长的工资。校内划卡付费模式为罚款提供了便利：学生在食堂刷卡消费，交易数额直接返到信息网络中心的账目上，月底财务处会依照数据记录，将钱打到经理以及食堂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卡上。如果食品中出现蟑螂，经理和厨师长当月的工资会自动被抹掉1000块钱。

周而复始的大气循环下，一切的水热交流、侵蚀沉积都是规律的。当这种循环被打破时，反常的厄尔尼诺现象让适应旧有循环的生物措手不及。同样的，在杨主任看来，请求食品药监局介入运转正常的“内循环”并非“正能量”之举。

“还是那句话，”杨主任扶了扶眼镜，“因为有学校，因为有学生，才有我们餐饮中心这个队伍。如果像国外大学似的没有院墙，没有食堂用餐，它就不牵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学校毕竟还有一堵墙。而且不管你在这儿读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至少我们要在一个小社会里共同生活4年。我们认为我们这帮岁数大的应该把你们这帮孩子照顾好，这首先是我们的职责。”

这是围墙里的大学城、理想中的桃源乡，整个循环已经自洽。除非内部已经支离破碎，否则任何外部变量的干扰都显得多余。

然而围墙之外的食品药监局来了，像一股不合时宜的寒流，搅动了后勤部习以为常的内循环。

吴大大:Executor

一开始，柠檬只打算获得原价赔付，然后就此罢休。

当时鲜果路店里只有一个切着哈密瓜的店员。柠檬向他反映自己在奶茶中喝出蟑螂的事情，对方却一直躲闪，连连说自己“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让柠檬感到愤懑。蟑螂带来的精神压力让处在考研期间的她深陷其中，她没办法轻易放下。

这个时候，柠檬从高中同学那里得知了吴大大的维权经历。如果不是看了知乎上吴大大的帖子，柠檬不会打电话给市长热线，市长热线也不会联系食品药监局。

在吴大大看来，消费者应按法律规定坚决维权到底，不仅要要求商家严格按法律标准赔款，还要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

在堪称维权界模范的“高铁盒饭飞虫案”中，吴大大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获得了1000元赔款，并拨打了市长热线举报了盒饭生产商。案件以盒饭里的飞虫开始，以生产商的整改结束。

吴大大的维权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餐车负责人曾向吴大大提出可以“原价赔偿”，双方达成和解，但吴大大坚决拒绝。

“原价只是补偿，按照法律标准来才是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节选）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吴大大坚决要求商家按法律规定赔偿的初衷在于：充分利用法律武器和高额赔款倒逼商家整顿，并以此维护个人长远的权益以及更多其他人的权益。“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利益受侵害的时候能够努力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让侵害我们利益的人或者团体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裁，他们的违法成本变高，那我们以后受到利益侵害的事情是不是会变得更少。”

如果一切止于赔款，那么无论生产商赔付多少金额，仍然有可能仅仅出于息事宁人的意愿。

生产商在得知吴大大已经拨打市长热线投诉后，曾提出愿意将赔款增加到一万元，只要吴大大到相关机构撤案。一万块钱对学生来说不是小数目，但吴大大拒绝了。他因生产商的态度感到悲哀：“当自己的工作出现了问题，不去思考怎么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而是想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许这种方法他们经常用，而且屡试不爽，让很多人认为这种社会现象‘正常’，令人悲哀。”

“赔偿过后不代表商家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消失。我们作为公民有义务监督相关机关履行职权，所以我在事后监督相关部门的处理进度。如果不向有关部门汇报，那么这件事情在我拿完赔偿就会结束，不会引起任何实际上的改变。”

此外，“大学生”这个身份也让吴大大不能将这件事情束之高阁。“大学生的标签就是：年轻、正能量、祖国的未来。很多同学告诉我，在他们的食堂吃到虫子是经常的事情。但是这种情况是完全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可能某些思维告诉他们，这个很正常，不要找事情，能顺利毕业就行了。所以大家默默地接受着这一现实。这样的做法大大影响他们心中的三观，他们走上社会也会轻易地向不合规则的事情低头。”

吴大大不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的人，但他却拥有相当理想的原则，“我维权，就是想让自己的微薄力量能够给社会发展做贡献，去改变不合规则的事情。”

同时，他深知并坚信，在法治社会，凡事讲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法律和有关部门也爱莫能助。因此，只有主动收集充足的证据，并向主管部门投诉才是维权之道。

在“高铁盒饭飞虫案”中，吴大大总共收集了四份证据：饭菜异物照片、追责单位的生产商照片、表示事件发生时间的火车票和食品合照，以及上述所有证据的录像。他在与高铁乘务、列车长、生产商交涉时，也一直开着录音，用录音进一步佐证时间、地点以及事件信息。这些证据在他获得1000元法定赔款、向市长热线举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人都觉得维权很难、很浪费时间。其实只要大家掌握好应有的证据以及材料，维权的时间成本基本是很低的，有时候一个电话甚至一封邮件就可以解决。在维权的时候心态一定要正确，不要想着‘我反映了别人就得马上给我处理’。不要让维权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有关部门是有自己的工作流程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要证据充分，都会得到解决的。”

事发后五日内，食品药监局和市长热线分别致电吴大大，告知他该生产商已经接受处罚并进行整改，询问他对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吴大大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吴大大眼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维权都没有区别。那道分隔校内“小循环”和社会“大循环”的围墙并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束缚不了吴大大维权的步伐。世界的规则由法律框定，证据面前，一视同仁。无论是人还是机构，只要违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并在主管部门的鞭策下步入正轨。

31日早上，柠檬来到鲜果路，在和店员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依旧得到了原价赔偿和道歉。她感到自己被糊弄了，举足无措之下决定按照吴大大的方法，给市长热线打电话。

市长热线没有立即起作用。中午，在权益部同学的陪同下，柠檬再次来到鲜果路，见到了鲜果路老板。老板声称自己对《食品安全法》很清楚，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处理好。可当准备充分的柠檬向他询问起安全法细则并要求获得1000元赔付时，老板“蒙了”。

“一群法盲！”柠檬咬牙切齿。老板不愿意按法律标准赔款，也不愿意给出整改的承诺，坚持要找餐饮中心主持“公道”。餐饮中心又让柠檬和鲜果路在权益部监督下自行协商。最终在柠檬的坚持和据理力争下，她通过《食品安全法》拿到了1000元赔偿。

柠檬最终完成了举报商家、获得赔付的“维权两部曲”，拿到了1000元赔款。鲜果路停业整改，蛋蛋网关于这次事件的推送也提醒了不少同学，她总算能够安心考研了。

“赔钱”的收场却让餐饮中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心寒。

餐饮中心：Umbrella

“维权可以，但不能过度维权。你要赔钱，就是过度了。”

餐饮中心对“鲜果路蟑螂案”的处理办法十分不满。

杨主任认为，餐饮中心和校园食堂同样是栖居在“象牙塔”内的一份子，任何“金钱”、“盈利”的说法用在他们身上都显得伤人。他否认食堂是“承包”给合作商的，一再强调：餐饮中心和校园食堂，都是在“义务为同学服务”。

一旦发生食品卫生问题，餐饮中心都要求部门经理找到同学并且当面向同学承认错误：“对同学要赔十倍，请同学在食堂免费吃十顿饭。但我们绝对不会给同学钱。”杨主任说。他最后一个“钱”字落得轻淡平常。

虽然免费请同学吃十顿饭同样消耗不小的成本，但杨主任对任何数额的金钱赔偿都带有一种抵触。权益部部长曾举出其他学校用餐赔款的规定，询问餐饮中心能否建立类似制度，杨主任表示不能实施。

据杨主任的说法，校园食堂利润不高，只够支付经理和员工的工资。低利润的直接原因就是餐饮中心对食品价格的严格控制。

学五、新乐群等普通食堂的毛利润被控制在30%左右，以西北餐厅为代表的风味食堂因为投入较大，所以他们的毛利润可以达到40%左右。不过这里的毛利润是按不扣除人工费计算的。在人工成本较高的北京，这条规定使得食堂本来就不丰厚的利润变得更加微薄。食堂经理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往往在招工时乐意找自家亲戚和小时工。鲜果路负责点单的阿姨就是老板娘从老家叫来帮忙的表妹。

餐饮中心抑制食品价格的根本目的是尽量降低学生的用餐成本。至于食堂能否赚钱，并不在餐饮中心的考虑范围内。食堂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所处境地十分尴尬。

2000 年，我国提出了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方案，决定将高校后勤服务纳入市场经济体制。高校食堂本应由计划定价的 “大锅饭”模式向新体制过渡，然而在转型过程中却陷入两难：高校食堂需要顾及学生及教员的福利，不能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定价；同时，食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仍要靠盈利维持生计。

面对两难抉择，大多数高校食堂采用边际成本定价或平均成本定价方式。但在政府部门规定的“保本微利”原则下，高校食堂的利润仍然微薄，食堂职工的积极性也相对较低。

杨主任对食堂职工深表同情：“他们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挣的那点儿辛苦钱远远达不到国家标准加班费，也没有保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开篇的立法意义中强调：消费者自身食品知识的欠缺、经济力量的微弱以及非理性的固有人性弱点，使消费者在面对以营利为目的、交易能力雄厚的经营者时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利益也因此更容易遭到侵害。

但在校园内，许多外界通用的商业规则都轻微变形：食堂老板既没有定价的权利也没有支配营业额的权利，他们即使身为老板也不得不等到月底才能领到工资，甚至连每天晚上关门数钱的快感也享受不到。食堂的一举一动都在餐饮中心的掌控之中，自主性和盈利空间极小。

在这个价值规律的作用被严格限制的空间里，消费者与营业者的关系也需要被重新审视。

“所以说，同学要求我们赔钱，我们没挣你学生一分钱利润。这是敲诈。”杨主任瞪圆眼睛，绷紧脸。餐饮中心和食堂本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杨主任的描述中，这两者总在不知不觉中汇成一个“我们”。

一旁的赵主任接住话头，讲起前不久发生的那起“敲诈”。有位同学在学五食堂买饭打包带走，后来又拎着饭盒回来找食堂经理，表示自己在盒饭中吃出了异物，向经理索赔。食堂经理赶紧道歉：“真是不好意思，你吃点儿别的吧，我可以给你重新做一份儿。”

但同学并不接受这样的赔偿。他与经理协商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提出要1000块钱赔款。因为食堂不收现金，经理当时也没那么多钱。于是这位同学做出让步：800块钱也行。

“成菜市场了！菜市场买菜了，讨价还价了！” 赵主任越讲情绪越激动，声音也提高了好几度。

杨主任再次强调：“你就是有证据我也不会赔你钱！硬性规定不许返钱。说你吃病了，闹肚子，上医院看病我可以给你报销，但是现金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见不着钱。”

说起鲜果路赔偿的1000元，杨主任就十分来气：“可以啊，你父母给你做完饭以后，假如你吃坏肚子了，让你父母赔偿你多少钱？如果我是营利单位该给你赔偿，但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你们的父母，我们应该把你们照顾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义不容辞的。我们义务干点儿活了，付出了，你再要求我们赔偿，我们心里不平衡。同学的这种要求从我们的角度看，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应该是这几年学白上了。真的不理解。”

杨主任将双方互相理解寄望于餐饮座谈会，然而餐饮座谈会上双方的矛盾仍然无疾而终。

在11月7日的那场座谈会上，学生代表在餐饮座谈会上总共提出了7个议题。在其中5个议题的讨论中，餐饮中心和学生意见相左。学生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在餐饮中心看来却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无法施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壑难以弥合。一个来自四川的女生提出，学五食堂的川菜太油、太辣。杨主任却认为，川菜本来就得又油又辣，否则不出味儿。

“我们都是为你们考虑！”是杨主任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学生、食堂和餐饮中心三者之间有桃花源一般的温情。“如果同学头疼感冒了，想喝点儿粥、吃点儿面。找食堂经理，他肯定都给你做，这个没问题。” 这种被当作小孩看待的感觉让柠檬十分不舒服。“就是有一点你不要小看我的意思。”对上级的温柔进行 “反抗”，成为支撑她维权到底的动力之一。

餐饮中心一直都很想找到柠檬，跟她谈一谈，但是药监局不愿透露举报人的姓名，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

1000块钱对于柠檬和那位被怀疑敲诈的同学来说，是自己作为消费者应得的赔偿，对于餐饮中心来说，却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行为。1000块钱像一瓶被打翻的显影剂，学生、食堂、餐饮中心对彼此之间关系认识的分歧一时间展露无遗。

我们：Tureman？

“鲜果路蟑螂案”仿佛触发了“对角巷”入口的开关，提醒我们“围墙”内外两个世界的不同。

这堵横亘在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围墙，被打出一个缺口。吴大大和柠檬从缺口向外望，告诉我们：在学校维权和在社会维权没有区别，大学生应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与不合规则的现象抗争到底。

餐饮中心耐心地修补墙面上的每一条裂缝，温柔地把每一个试图突破围墙的“孩子”弹回到“安全线”以内。如果“孩子”硬要挣脱“父母”的保护，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就太伤了“父母”的感情。

但更多的时候，这道围墙隐没在记忆的尘埃和流转的时间中。9月5日，蟑螂案发第7天，鲜果路停业第3天，店里完成全面整顿，重新开张，生意依旧兴隆。7天后，快客一百的盒饭中出现蟑螂……在非议和辩白中，那道墙晃了晃，又稳稳地立在了原地。

墙是一层难以解构的半透膜：外界规则在过滤中悄悄变形，以一种无害的方式渗入墙内。偶有一天，火灾的灼热气息触动了墙，所有存在消防隐患的店铺只能关闭。空荡荡的小吃街就像被丢进阴暗角落的蟑螂尸体，“热点”终究会以无可奈何的平息收场。

冬日的阳光普照大地，宁静的校园令人安心，人们依旧各自行进在生活的轨道里。朋友圈和订阅号的红点有时会再次因“食品卫生问题”亮起。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点开它，顺便关心：下一个卫生问题又会出现在幸存的哪家？

为了保护这篇文章的作者，我不会在这里说明作者的来历，也请不要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