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能给乡村振兴带来什么启示？

上月末，浙江安吉县等多个县市村庄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Zhejiang’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me，简称“千万工程”）工程被联合国授予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Champions of the Earth）。

但除了官媒通稿式的报道外，并没有引发多少重视。的确，国人早已过了需要类似奖项来满足虚荣心的阶段了。但始于2003年的“千万工程”经过15年的持续努力，最终被联合国环境执行署认定

并授予“地球卫士奖”中最具价值的“行动与启发”奖（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创始于2005年，旨在表彰公共、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对环境产生了革命性积极影响的杰出人物，有“政策领导力”、“商界卓识”、“科学与创新”、“激励与行动”以及“终生成就”五个分类奖项），我们认为其经验确有被忽视、值得强调和突出的部分——尤其在环保政策越发严厉的当下，那些需要复兴的大量村镇，需要重新梳理自己的资源脉络，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启示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无条件禁止开发

和很多早期发展的地区一样，“千万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修复早年工业无序发展造成的污染，尤其是河流。省政府因此指派了61000名河长，分段治理污染恢复生态，至当前浙江97%的污染河水都已经恢复到清洁可饮用的水平——对很多还处于恢复阶段的大量村镇来说，的确难有勇气再冒着污染的风险去做开发。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正是“千万工程”得以成功的关键。比如安吉鲁家村建设了4.5公里的小火车道串联18个农庄、招商引资开垦4000多亩低丘缓坡打造花海世界和竹园景观开发旅游产业、以及种植白茶、养殖野猪等经济农作物等，都是不断调整自身资源对标周边市场需求的好举措——重点正是有保护性的开发，才让村民们逐步摆脱对污染产业的收入依赖，并且能将新增收益反补到污染治理上，从而达到治理和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启示二：浙江“千万工程”的成功有其特殊性，可能难以不加甄别地推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单纯的说辞，而是真切的现实需求。浙江“千万工程”中村镇改造开发的旅游项目和农副产品销售，都依托大量富裕的长三角都市人群。2018年浙江省的城镇化率已近70%，在这部分城市居民眼中，农村的“绿水青山”反过来成为日常生活里难以体验的稀缺品。这种城市居民收入的外溢效应，是浙江农村得以摆脱工业化污染，得以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外在客观条件——浙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位列各省第一，并且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54:1，也是全国城乡收入最为均衡的省份——低比例农村人口的收入提升，是富裕的高比例城市人口通过对农村“绿水青山”的消费需求完成的。而内陆相对低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当前仍是缺乏这个前置条件的，因此浙江的青山绿水修复和改造工程（也包括符合城镇人口旅游需求的古建筑修复等）可能难以推广到相对不发达的内陆农村地区，尤其是资源禀赋相对一般的地区，大规模强行开发在需求不足其回报前景可能是惨淡的。

启示三：当绿水青山的资源禀赋难以负担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时，转移支付可能是必要的

生活消费带来的垃圾污染，畜禽养殖和经济作物带来的化肥农药污染，本身已经让广大村镇地区积累了难以负担的环境债务。浙江“千万工程”通过大规模投入，推广农村垃圾分类并集中收集有效处理、改造农村厕所和公厕（2017年达到98.6%）、以及生活污水的排放处理，逐步降低居民生活对环境影响——但即便如此，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更多消费，也会逐步加大环境压力：而如果村镇居民的收入来源本身还依附于土地的话，其压力是双重的。届时一个很典型的困境是，村镇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去过度开发资源环境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时，上级政府应该有动力加大转移支付来保证资源环境的休憩恢复——如泰国在两年前无限期关闭“最美岛屿”达柴岛以待生态恢复、菲律宾长滩最近重新接待游客之前也休岛了半年、意大利五渔村也限制游客数量……对大量内陆地区环境资源本身比较脆弱、又要努力就地提升生活水平的村镇来说，可能比较现实的选择，是通过上级转移支付来保护本地资源的不过度开发，比如在风景区严格限制开发体量、限制单日的接待人次、限制每年的开放天数以及限制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农药化肥的使用量等。

启示四：当前对大量村镇来说，即便仅仅是环境恢复，其成本可能已经大到无法支付，最现实的办法还是应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

浙江历时多年的“千万工程”，仅仅是在治水一项上就前后耗资4680亿元（2014年提出“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项目125个）。庞大资金除了压缩政府经费、多渠道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募捐，其时甚至向省内公务员提出了类似“摊派”的争议方案。作为领取这个奖项的代表，浙江安吉鲁家村2011年启动“千万工程”的升级版“美丽乡村”时，为了修筑道路、绿化村庄等各种环保工程，除了通过乡贤捐款等渠道筹措资金1700万外，更在集体账户只有6000元的情况下申请了150万元的贷款……这对很多亟待发展的内陆村镇来说，仅仅是修复环境、从而支持下一步的环保生活已经是困难重重了，更遑论开展生产活动了。因此可能对很多村镇来说，在当前环保要求下，最现实的办法是通过进一步城镇化来转移人口，从而达到生态恢复的目的——人口向城镇集中，仍是当前减少污染的最现实可行方案。

启示五：对意欲发展的内陆村镇来说，除了环境约束，最紧缺的可能是人才，引进外部资本和人才有时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年轻人口向城市流动，当前中国村镇的人口年龄偏大，教育知识储备不足，不管是在农产品包装营销、渠道开拓甚至是科学种植上，都会逐渐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更不要说在旅游这类体验型产品的开发了。因此引进外部资本和人才，除了可以带来投资，更重要的是能带来更符合市场需求的经营理念，甚至能直接导入后期客户，从而让整个项目顺利展开。鲁家村的农场开发就直接引入了上海、杭州和深圳的投资商；花海世界和竹园景观建好后，其旅游开发业务就直接委托给了外部的专业旅游公司，村民除了出租土地之外，还在项目公司中占有股份，减少了经营风险的同时，收入也更有保障。从2011年启动“魅力乡村”方案开始到2017年，鲁家村的集体资产从负债150万元增长到了1.2亿元，经常性收入从1.8万元猛增至335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1.9万元增长3.5万多元——这个精品示范村的建设，人才和资金的引进功不可没。

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对浙江“千万工程”高度评价，认为它兼顾“发展”与“保护”的并行之路。毫无疑问，它有大量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对大量意欲模仿其模式的内陆村镇来说，也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环境、治理成本、消费者偏好甚至集体意愿在时间节点上的巨大差异。在当前环境下，我们鼓励的乡村振兴应该是进一步城镇化的同时，在那些资源环境开发裕度较大的地区，在相对倾斜的政策帮扶下、引入外部人才和资金共同开发的市场行为，而不是仅有干劲的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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