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续）

上世纪90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100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由于篇幅有限，当时使用的文字不足一半，成为黑明心中的遗憾。十几年过去了，2011年《记忆青春》出版，公开了他采访的全部日记，并补充了一些知青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故事依旧在延续。

总是把他划分为最可耻的那一类

身穿警服头戴大盖帽手握警棍的假警察

能把我的骨灰送回北京陪伴父母我就心满意足了

公安局早晚会抓她的

王雄骥私造凶器被判刑

他当不上北京人

周胜利等5男5女的搭配

一杀就是15年

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 我也心甘情愿

我除了没杀人，别的都干过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

两名知青6天不让我吃饭

楚艳峰用5分钱注销了她的北京户口

我想去北京动物园养老虎

是延安的苹果把我留住了

冰箱的上面一层放书，下面一层放衣服

我男人已经失踪5年了

马德铮

两小时后，我乘坐的安尔-24型小飞机降落在了延安机场，接着又乘坐机场大巴进市区。下午4点钟，在老知青谢党恩的陪同下，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到了老知青马德铮。

马德铮是一个极其老实的人，他说：“我遇的单位都不好。我1980年左右到了延安安装公司，工作刚刚稳定下来就经人介绍和延安女青年陈延彩结了婚，婚后感情不好，经常吵吵闹闹，几年后，她把儿子扔给我又嫁给了别人。后来正好赶上落实知青政策，小孩的户口转回了北京，他跟着爷爷奶奶在北京念到四年级。不幸赶上爷爷奶奶先后去世，儿子没人管了只好转回延安念‘高价书’。”我问他再成家没有。他说：“又找了一个农村的，不过对我特别好，还给我生了一个胖小子，而且对我的大儿子也很好。

按政策她早该转商品粮了，但是结婚6年来我为这事跑了不下60趟。听说是劳动局的一名同志交手续时把我老婆的材料搞丢了，所以一直不给我办。大人办不办倒没什么，主要是孩子快上学了，到时转不到城里，学校肯定不收。”

马德铮1952年生于北比京，北京五十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母解放前在京城开过粮店，解放后被定为资本家，公私合营交出了全部家产。从此他家也成了困难户。上学期间，班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需要点名、举手、分类，老师总是按原则把他划分为最可耻的那一类。同学嘲笑，自己也感到羞辱。

父亲给他“遗传”下来的这一伤痕把他刺激成了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1969年初，他来到了陕西延长县七里村公社杨寺坡大队。由于他从小喜欢文艺，不久，公社破格将这位“小资本家”抽进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此，他巡回在田间、地头，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说三句半，演老两口学毛选。

一晃4年过去了，不少知青都走了。1972年底，他被招到延安一家小煤矿，不久煤矿缺少资金开采，宣布下马。第二年他被转到筹建中的焦化厂，没几天这家企业又以同样的原因停建。随后他被调进了延安通用机械厂，几年后该厂不景气他又调进延安重工业安装公司从事机械修理。

我问他单位效益怎样。他说：“延安天气冷，建筑行业的有效工作期只有6个月，其余6个月只发3个月的生活费，每月110元还没保证，另外3个月要靠自己想办法。我一年能挣2000多块钱，4口人还有两个是黑户，反正是够紧张的。”

注：10年过去了，过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尤其是他家的那些事情不知是否解决。

身穿警服头戴大盖帽

林树彬

昨天回家看妈妈，今天一早又来到延安北关大街的延安机械厂拜访知青。见到的第一位知青叫林树彬，他是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新街口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林树彬看上去显得很威风，他穿着警服、戴着墨镜，办公桌上还放着一根又粗又长的警棍，墙上还挂着许多武装保卫工作的条款和制度。

林树彬说：“我的警服和大盖帽都不是正规公安人员的警服，包括鳘棍也和真警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小，没有正式的公安编制，只是企业内保。所以说我这个保卫科副科长并不算正式的公安人员。”我开玩笑说，那你应该算是假鳘察吧?他笑着说：“算是吧！出了厂子大门就没人认了。”

当年，林树彬好写字，爱作诗，算是比较有文采的学生，而且还很有号召力。在校期间，他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创建组织“抗大红旗”队伍，校园里一时被他和其他同学搞得轰轰烈烈。插队开始后，他不顾家庭阻止，极力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1月4日，他带着满腔热情来到延安，跟着引路的队长和驮着行李的几头毛驴，徒步几十里，来到了延长县郑庄公社沙滩坪大队落了户。开始有些同学叫苦叫累时，他以革命的口气说服这些同学，向他们讲长征的故事。3年的农村生活渐渐地使他感觉到了漫长、艰难和枯燥。1971年底招工开始了，他和同学们都踊跃报名，他被队长推荐去延安机械厂当了工人。

二十多年过去了，林树彬当车工、搞检验、跑供销，工作兢兢业业。1990年他被调到厂保卫科，工衣换成了警服，火车头帽子也变成了大盖帽。不久又当上了副科长。

目前他全家4口人，虽说是双职工，但由于工厂效益不好，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林树彬说：“按有关政策，我的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可转回北京，但遗憾的是父亲病故，母亲年迈体弱，家中没人掌事。至今两个小孩的户口谁都没能转回北京。”他还认为自己从小远离父母流落他乡异地，尝遍了各种苦头，到儿女这辈，不想让他们再走老路了。

注：林树彬2000年退体，2001年全家迁回北京，退休金每月600元。回京后他在一家公司谋到一份看管停车场的工作，两个孩子也在北京打工谋生，全家4口人在海淀租住一间小平房相依为命。

能把我的骨灰送回北京

赵丽媛

采访完林树彬，我和谢党恩又来到了赵丽媛家。赵丽媛家坐落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的旁边，在一个半山腰上，白天风景很好。在当地来说，她家的条件算是很不错的，有好几孔很像窑洞的房子。

到赵丽媛家后，谢党恩说他累了，去睡觉了。我和赵丽媛说起了她的经历。赵丽媛说：“我是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五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插队开始后，我本来可以留在北京，但听一个好朋友的劝说，当时我带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陕北。记得是在1969年1月初我们来到延安，我被分配到了万花山公社罗崖大队。那个村里的水质不好，很多人都吃出了毛病，不久延安有关部门把我们调整到了柳林公社延河大队。第二年县里对知青大调整时，又把我换到了二十里铺大队柳树巷生产队，等于两年换了三个地方，但所干的农活儿并没有什么变化。”

1972年底，延安县开始招工了，老支书认为她接受再教育速度快，首先推荐她去当工人。报上去审查没几天，她第一个被卡了下来，随后的几次招工在政审时还是没有过关。她认为是自己个性强，说话不让人，有一次得罪了驻队干部，所以她比别人多接受了好几年的再教育。一次次的招工受阻使她彻底失去了信心，她觉得命运驱使自己将要长时间留在农村。为了有个依靠，她在村里和延安知青郭安交上了朋友，后来郭安离开农村并在延河百货中转站当了门卫。他对她的帮助、关心和保护，使她深深地爱上了他，1974年舂节她嫁给了每月有着18块钱固定收入的郭安。

赵丽嫒说：“其实整我的人我知道，还是我们北京来的人把我给整了，我只是不想点他的名字罢了。那时那人从北京来挂职锻炼，我觉得他水平很低，所以在公开场合嘲笑过他几次，结果就把他给得罪了。他那时候在村里的地位就好像苏联来中国的专家，比本地干部更有权威。他说不让我走，那谁也不敢放我，所以我比别人多受了将近10年苦。不过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也不想再说他的名字了，那种小心眼人也不值得一提。”

1976年初赵丽媛因病住院，按规定是应该退回北京，但郭安为了保住那个三口之家，把她办好的回京户口迁移证偷偷落到了延安县南市派出所。她没有回成北京，由一名农村青年变成了已婚的城镇待业青年，整天在家里看孩子。

赵丽媛说：“1978年底，延安县再次招工，我终于被招进了综合公司，并安排在百货门市部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营业员。我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当上了百货门市部的主任。1986年按有关文件规定，凡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北京知青一律可以转为全民所有制工人，没想到公司领导以集体单位不能存在全民职工为由，要求我调走。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腰被摔伤住进了医院。出院后，我的工作早就被别人代替了，因为我没能找到国营单位接收，所以又成了一名待业人员。”

10年来，赵丽媛一直没有单位上班，也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她曾无数次向有关部门递交书面申请，要求给她安排工作，但至今得不到解决。

我问她郭安现在干什么。她说：“后来郭安觉得当门卫也不是个长事儿，所以通过关系调到了离延安一百多里地的延长县建筑公司去了，建筑公司效益也不好，他就学了开车。很多年了，他一直开车。

他家条件也不太好，兄弟7个，他是老二，日子也不好过。

“这么多年我在延安，他在延长，很长时间才能见一面。十多年了，我一分钱工资也不挣，他心理很不平衡。近两年，我们的夫妻感情已出现了严重危机。他一旦不给我生活费，我就无法生存了。这些年我真正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是什么。”

我问她家在北京的条件如何。她说：“我们兄弟姐妹5个，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哥哥过得也不好，他在甘肃轴承厂工作，企业效益不好，收入也很低。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北京，他们过得还可以。总之，我过得是最差的。”

我问她有几个孩子。她说：“两个，大的是女儿，已经23了，小的是儿子，今年才7岁。”我又问她儿子怎么那么小?女儿在干什么?她接着说：“儿子是超生的，罚了1500块钱。女儿前几年有个政策回北京了，那时每个知青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转回北京，我们当时觉得女儿大了，所以就先把女儿的户口转回去了。没想到女儿为这事很不高兴，一直很生气。当时她说为什么不把弟弟的户口转回去?

我说人家只让回一个，弟弟还小，以后慢慢再想办法，她非得说我偏心，还说她怀疑我不是她的亲妈！反而一直在怨恨我。至今也不写信，也不打电话，很少和我联系，有时一个月也不联系一次，我觉得很伤心。不过我相信她早晚会理解我的，毕竟我是把她送回了北京，又不是推到了火坑。”

我安慰她说，女儿长大成家后一定会把你接回北京的。赵丽媛说：“我这一生回北京是没有可能了，我希望女儿原谅我就可以了。我也不求她能帮我什么，只要她过好了我也就放心了。不然留在陕北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这里毕竟条件太差了。至于今后她接不接我回北京，我也没想依靠什么，但我还是很想让她等我死了以后，能把我的骨灰接回北京陪伴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赵丽媛的这些话让我感觉很是伤感，为了调节气氛，我对她说，不要那么失落嘛！她说：“不是失落，可能流落在外地的知青，很多人的心情都和我一样。

下午5点钟，我们结束了对话。谢党恩回了姚店镇，我住进了延安宾馆，我们说好明天下午2点在姚店见面，计划在姚店的延安钢厂采访两个知青。

注：在我的印象中，赵丽媛是一个热情好客的老大姐。在我采访知青的3年当中，几乎每次去延安都要去看看她，很多次采访都是她陪着我去找那些知青，给了我很多帮助。

韩天佑

昨晚虽然休息得很好，但今天的奔波却觉得很累。早晨6点起床，7点就到了位于延安市郊以东的延安丝绸厂采访韩天佑。

在丝绸厂很容易就打听到了韩天佑的家，因为厂子不大，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名人，更何况他还是个北京人。在别人的指引下我走进韩天佑家的时候，他正在做早饭，好像是米饭和土豆丝，也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家徒四壁的说法。当韩天佑知道我是来采访他的时候，他显得很是紧张，并且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不知道说什么好。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之后，他说“你等等，我马上就回来。”5分钟后，他抱着两瓶罐头和一包香烟气喘吁吁地进了家门。

他把罐头放到土炕上之后，我看到一瓶是带鱼罐头一瓶是梨罐头，还有一包延安牌香烟。我说买这些干什么?他说：“给你吃啊！”我说你很有钱啊！他笑了笑说：“没有钱，是赊账买的，以后给钱。”经过我的再三劝阻，他最终没有打开罐头，答应我们走后再给人家还回去。他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开始聊天。

他说：“我是1951年生人，今年44了，家在北京长辛店住。我是1968年从长辛店中学初中毕业的，因为我从小学习不好，1969年1月26日响应号召来到陕北洛川县土基公社南太刘庄插队。1971年底招工进了丝绸厂，抽了10年丝，烧了15年锅炉，现在下岗了。

“我来延安26年了也没有什么发展，光会烧锅炉。

我是1977年初和延安市桥沟村菜农张金花结婚的。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她先后给我生下了韩荣和韩飞两个孩子。1985年国家照顾知青，给她和两个孩子都吃了商品粮。户口办了不到一个月她就跟我吵架，半年以后她另有所爱，带走了小儿子，不要我和韩荣了。”说话中间，他流出了眼泪。

我问他再找老婆没有。他说：“找了一个又跑了，现在还是没老婆。记得我离婚不到半年，人家就来给我介绍了安塞县化子坪的一位农村青年王燕，她比我小10岁，人长得漂亮，我第一眼就看上了，没几天我们就办了结婚证。她把窑收拾得很干净，第二年还生下了韩静。国家照顾我这个北京学生，又给她和孩子转了城市户口，她很满意。

今年5月，因为丝绸厂亏损彻底放了长假，其实就是倒闭了，几个月了一分钱工资也没发，吃饭也成了问题。停发工资还不到两个月，她就和我提出离婚，我死活不同意。7月15日那天，她偷偷拿走了家里的2000元存款，带着韩静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问他知道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回娘家了?他说我问了，没有回娘家。好像是跟着一个挺洋的男人跑了，估计是到西安去了。”

我说王燕跟你10年了，肯定不会和你离婚。他说不对。王燕现在变得很腐化，爱吃、爱穿，还戴上了耳环和项链。穿的也不像好人，脸上上还抹着粉，和鬼一样。”

我建议他去西安找找王燕。他说：“不找了。因为她走的是一条犯罪的道路，公安局早晚会抓她的。抓起来才好，让她去黑窑里好好受受罪！

我笑着说人家王燕戴耳环和项链不算犯法。他说：“犯了，重婚和破坏知青上山下乡都是犯法！还有跟别的男人也是犯法！

我问他以后再找老婆吗。他说：“不找了，一是没钱二是害怕找了吃上商品粮再跑了，三是我儿子韩荣长大了，住着不方便。再说我也老了，要女人也没什么用了。”他说完之后我笑了，他看我笑他也跟着笑，但感觉是一种很苦涩的笑。

我问韩荣现在干什么?他说：“韩荣今年本来想考高中，我没让他考，我怕万一考上没钱供他他又生气。因为我现在只拿70%的工资，每月还不到70块钱，我俩吃饭都很紧张。再说韩荣现在是北京户口，学得再好，延安也不会让他考大学，假如真考到北京我更养不起。还不如就在延安，靠公家给的60多块钱活一天算一天。

我问他60块生活费能保证吗。他说：“现在能保证，以后就不敢说了。我们厂原来有好几百人，光北京知青就有三百多人，现在人都快走光了，知青也走得只留下我和王雄骥两个人了。王雄骥和我差不多，老婆也跑了，他还进过两次监狱。其实他并没有犯过什么国法，只是一些小事，很冤柱！你一会儿可以去看看他，他就住我们下面一孔窑洞里。”

我给他拍完照片正要跟他出门去看王雄骥的时候，韩天佑的儿子韩荣回来了。韩荣长得特别精干，足有一米八的个子。聪明的韩荣看见我要出门，他小声说：“叔叔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我顺便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他，他再没有说话。回来不久，我便收到韩荣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让我在北京帮他找一份工作。

注：收到韩荣的来信之后，我开始为他联系工作。同年春节，我再次去延安采访知青返回时把他带回了北京，并送往事先联系好的天津的一家婚纱公司学习婚纱摄影。

听说王雄骥进过两次监狱，所以我很想见见他，想问问究竟是为什么进监狱。在韩天佑的带领下，在一孔很老的窑洞里我见到了王雄骥。王雄骥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六十四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促使一个原本幸福的知识分子家庭突然破落。

说到插队的时候，王雄骥说：“我当时不想来，但又怕不去插队给父亲加重罪行，所以只好报了名。报名的当天我领到了一张‘购箱证’，排着长队花了28元钱买了一只印有‘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大木箱，全家人流着泪把我送上了火车。1969年2月7日，我来到了陕西黄陵县苍村公社插队。在队里我干过统计，当过队长，干了整整7年农活儿，吃遍了各种苦头。”

插队期间，除了劳动，他读了很多中外名著，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对事物、对人生有了很深刻的认识。1975年底，他辞去队长职务，告别了村民，到延安丝绸厂当了工人。工作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弟弟病重住院，他请假回了北京。回京没几天，“四五”运动爆发，出于好奇，他随着人群挤进了天安门广场，从此他的命运开始改变。

王雄骥知道我是来采访知青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成就，你还是去采访那些好的吧！”我说你的经历很传奇，很想听你说说你的经历，他说：“没有什么传奇的事情，这一辈子倒霉事都让我赶上了，插队、坐牢、离婚、下岗，真是命不好。”

我问他可以说说坐牢的事情吗。他说：“可以啊！其实两次判刑我都没有什么大事，第一次只是因为我回北京看我弟弟那年，在天安门广场抄了几首诗歌，其中包括“扬眉剑出鞘’和几首很著名的诗篇。回到延安后，我无意中把抄有当时定为反革命诗篇的笔记本随手扔在床头，正好让来我房子里串门的保卫干部发现，告了密。厂里很快就研究决定，调查整理我的反革命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1976年11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我。

“把我逮捕后，每天拷打我还干过什么坏事，实在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也没有什么可交代的问题，他们总是不相信我。最后觉得还是想办法交代个什么事情吧，后来想了想，我看过别人的几封信可以交代就又交代了看信的问题。刚来插队的时候年龄大了，那时候总想知道北京的情况，但我家来信少什么消息都得不到。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私下偷拆过几封别人家的来信，其实只是想看看信里有北京的什么消息，结果交代完就成一条罪状了，给我还定了私拆信件的罪名。就这两件事，把我判了好几年。直到1979年3月20日，才以教育释放的意见把我提前释放。回到丝绸厂之后，我先后干过勤杂工、钳工、图书员。

第二次是1983年全国进行严打，就在我们这种前科犯里开始查，查看谁有什么不轨行为。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进来两个公安说要看看，他们还问我最近干过什么坏事?我说什么也没干过，每天都在老老实实地上班，结果其中一个公安指着门后面立的几把宝剑说，这几把刀是哪儿来的?我说是我自己用废钢料打的，他大声问我，你准备杀谁?我说谁也不杀，早晨锻炼用的。他又很严厉地高喊，胡说！锻炼用什么刀啊！跟我们走一趟！话音刚落，他们就把我推出了家门，我只好跟着他们走。结果他们把我带去之后，再也没放我回来，很快就以私造凶器罪把我判了一年半。

“1985年我再次刑满释放回到丝绸厂，领导安排我当了装卸工人，那年我36岁。1987年底，经人介绍我和当地农民郭荣莉结婚。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北京的念头了。觉得一是有老婆孩子了，二是两次判刑坐牢回北京没单位会要我了，三是我觉得回北京肯定人家都看不起我，毕竟人家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啊！所以干脆不再想回北京的事情了。”

几度牢狱生活使得王雄骥的身体日益虚弱，也使他的性格变得极其孤僻。他从不和周围的人来往，也不和妻子进行过多的交流，每天都是沉默寡言，独来独往。

1990年6月4日妻子和他办了离婚手续，并带走3岁的儿子改嫁他人。

王雄骥说：“近年来我全身是病，前些日子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我严重缺少营养及多种维生素，要求我住院，刚住几天我就跑回来了，欠的医药费至今还没有给人家还上。实在是没有钱给他们，等以后有钱了再给他们还。

“我们厂自从1992年停产放假到现在，每月只发给职工70%的生活费，我一个月全加在一起总共能领63块钱。我身体太差，打工也没人要，63块钱还不够买一袋面，快一年没吃肉和蔬菜了，每天都是吃馒头喝白开水。”

我问王雄骥今后怎么办?他说：“没办法。估计我们厂不会恢复生产了，现在人都快走完了。厂里三百多北京知青只有我和韩天佑两个人了。韩天佑比我还穷，因为他和老婆离婚时人家把儿子留给他了。

儿子今年18岁，比他还能吃，两个人一个月只有63块钱的收入，就算你能买到一袋便宜面，两个人也不够吃。我比他强的是63块钱一个人吃，他是两个人吃，很困难。”

我问王雄骥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什么打算，无论经济条件还是身体条件都不允许。只盼厂子恢复生产，让我吃饱再说。”

在王雄骥的那孔老窑洞里聊了3小时之后，我告别了韩天佑和王雄骥。在他们厂门口等到一辆很破的公车，一小时后我来到50里之外的姚店镇又见到了谢党恩。见到谢党恩之后是下午2点整，他骑着自行车带我直奔东风化肥厂去找老知青张立新。

张立新

张立新的家是一套50平米的两居室，比起韩天佑和王雄骥的住房条件来说，感觉还是要强一些。但实际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他家4口人的月生活费人均只有62元。

张立新说：“我是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一二二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17日我和几名同学主动报名来到陕西宜川县交里公社南岭大队北门生产队插了队。这个村特别偏僻，当时也极其贫穷，不通公路，没有电，吃水全靠毛驴从山下往上驮，很困难。

“我们刚到村里的时候，不少人都跑来看稀罕，当时村民知道我们是坐汽车来的时候，有人问汽车大还是马车大?也有人问汽车肉好吃不好吃?还有人问我们常不常见毛主席?我们一下感觉好像是进入原始部落了。不过在村里生活了两年，我们和村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很纯朴，对我们每个知青都特别好。

“1970年底，我被招到延安红旗化肥厂当了操作工，好几次受到厂里的表彰奖励。1982年的一天我还成功地排除了一起有可能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相片还被登在了《延安报》上，厂里不少人都认识了我。当时最受感动的是我老婆，不过那时她还不是我老婆，只是我们厂附近的一个农村女青年。”

坐在一旁的马秀花对张立新说：“人家来采访你，又不是采访我。你说你，不要说我！”张立新笑了笑说：“那好吧！

马秀花漂亮又能干，一看就是那种很聪明的女人。马秀花下楼后，张立新对我说：“报纸上介绍了我之后，马秀花就主动跑到化肥厂找我，我一激动就和她结婚了。1983年，所在的红旗化肥厂效益不好被关闭了，我被调到现在的这个东风化肥厂。当时这个厂效益还不错，不久我老婆也按照知青政策吃上了商品粮，还当上了合同工，生活还不错。

“几年后，氖气使我的双眼视网膜受到严重的损伤，视力突然下降，通过几年治疗，视网膜病变还是不断加重。1993年我们厂因为经营不景气宣布停产，全厂职工都没活干了，每个职工只发生活费，生活水平一下就下降了很多。我的视力也接近双目失明的地步。

“为了工作，我成了这样，厂里领导也很同情我，这几年我一直想办个职业病的病退手续，但是厂里又怕办了养不起我，所以只好答应给我办个病退手续。我怕病退钱少，生活更难维持，到目前什么也没办，现在我一个月还能拿一百多块钱，比厂里病退的还强点。”

不一会儿马秀花回来了。她说：“这几年厂里停产不上班，我俩每月只能领到250块钱，4个人的月平均生活费才62块。一家人的肚子里都没油水，一个月光面就得吃两袋。平时液化气也舍不得用，水也不敢烧，两把暖壶常是空的，来了客人只好现烧上一杯让人家喝。我们家不像别人家，你看你那么远来了，也没有什么招待你的，连个苹果和糖都没有，只有干坐着。”

张立新对老婆说：“还糖！你能有饭就不错了！

马秀花说：“饭也快吃不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得跟着他光不溜跑去要饭吃。”张立新笑了笑说：“要饭吃有可能，光不溜跑倒不至于，最起码还有几条烂裤子。”

我问张立新欠没欠账?他说：“账倒是没欠，但没钱。今年八月十五那天，两个孩子要吃肉，一两也没买。今天过国庆节，我老婆上午才狠心出去买了2斤猪肉。这是我们过完年到现在第一次买肉。”

马秀花又接着说：“今天上午买的2斤肉一半都让我炼成猪油啦，要留下以后慢慢炒菜用。他身体不好，我想让他多吃两口，小孩常吃不上肉也该吃。中午把肉做好我连一口也没吃，都让他们吃了。”

马秀花的性格很开朗，她说话的时候始终是面带笑容，而且很幽默。张立新却不同，感觉他朴实厚道得像个陕北人。

我问马秀花去过北京没有，她笑着说：“去过。再不提你们北京人了，我原来以为跟了北京人能享福，没想到还不如跟个延安的农民小子。”

我问小孩学习好不好。她笑着说：“好不了，厂里的子弟学校本身就办得不好，停产了，更不好了。现在工资都停发了，说不定下学期老师就跑光了。不过你看他那熊样样不行，还是个北京户口，跟着我们没钱花，他狗日的照样当不上北京人。”

我问她没钱为什么当不上北京人。她说：“连个买票回北京的钱都没有，怎么当北京人啊！再说去北京吃什么！说不定回去几天就饿死了。”

我问张立新有回北京的打算吗?他说：“很想回，但没有条件。一是没钱，二是没有专长，回去也混不开。天快黑了，我收拾东西要走，马秀花笑着说：“不要走，我给你做饭，吃完饭再走，锅里还有点肉汤汤。

谢党恩笑着对马秀花说：“肉汤汤留着你们自己吃吧！我带黑明去我家吃，我老婆肯定早就把饭做好了，不过我家里连肉汤汤也没有。

马秀花说：“我才不信，钢厂肯定比我们强！”

谢党恩说：“我们还不如你们，我们已经两年没发工资了。“一边说，我们一边出门并和他们告辞。晚上7点，我才跟着谢党恩回到他家，吃了今天唯一的一顿饭，馒头、稀饭、土豆丝…。

周胜利

上午9点，来到钢厂知青周胜利家的窑洞里，周胜利满口北京话，几乎没有一点陕土北口音，看上去很是朴实、开朗。

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钢厂。他说：“1971年5月招工来的，再没挪窝。”我问他什么时候成的家。他说：“1975年经人介绍认识了罗彩花，她是当地知青。1977年她被招到咸阳国棉七厂当了工人，1979年初我们结了婚。没有关系，她一直调不回来，两地分居过了8年。1984年10月，新上任的厂长终于发了善心，把我老婆从咸阳调回了延安钢厂。从此我们的生活稳定了很多，再也不用来回花路费了。”

我问他今年多大，北京哪所学校毕业的。他说：“44了，1951年生人，北京古城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我请他说说插队的事情。他说：“插队把我们这代人给耽误了，既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大学，除了认识几个字，其他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就跑农村了。1969年1月18日那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送到黄龙县圪台公社南硷大队沟口生产队插队。当时给我们队分了5男5女，也许是人家上面早就想好要让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所以才会有了5男5女的搭配。当然，大家只是同学，并不是恋人，5对男女的搭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能结合到一起。

“到村里的当天晚上，我和另外几名男同学被安排住进了一孔很烂的土窑洞，窑顶上裂着很宽的一道缝子，窑顶与地面之间还支着几根木柱子，防止窑顶塌下来。那晚睡到半夜，同学们都在议论窑洞会不会場下来。说着说着我们就点着煤油灯，跑到队长家敲开门问队长窑洞会不会塌，队长说：‘没事！

住了好几辈子了，不可能塌，快回去睡去吧！’听了队长的话我们又回到那孔不知住了几辈人的烂窑，大家几乎一晚上没有睡觉，一直还在议论烂窑洞会不会塌，有没有可能给我们换个新一点的窑洞。

第二天开会，队长给我们知青分活儿，不知为什么让我当了村里的保管。当保管基本不用上山劳动只是闲的时候帮着饲养员老头儿干点杂活儿。记得有一次我赶着毛驴车去山里送粪，结果在一条很窄的山道上翻了车，差点没把我摔死。我带着伤回到村里后，队长说我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久，推荐我去县里参加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让我介绍了经验。

“1971年开始招工了，我就来到钢厂当了工人。比起有的人，其实我插队的时间并不算长。”

我问他现在家庭生活有没有困难。他说：“有啊！都是困难！现在全国都在搞改革，我们钢厂也一样。我们厂1993年只生产了125天，1994年生产了100天，今年截至目前累计生产不足两个月。停产期间厂里规定只发给我们技能工资，但是财务说没钱，技能工资也半年没有兑现了，饭也快吃不上了再过两个月老本就吃完了，到时吃什么，这就是我们全家5口人的最大困难。

我儿子的户口按政策回了北京，也只好在北京上学，因为不开工资，我已经两个月没给他寄钱了，全靠老人管。

前段时间，我老母亲因脑血栓病得很厉害，家里连续3次来电报让我回去，但没有钱回家，一直没敢动身。好在现在老人的身体又好一些了，暂时也不用我回去了。”

我问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没有什么想法。他说“岁数大了，什么也不敢想了，文化基础不好，学什么都很困难。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能给办个有生活保障的退休手续，然后回北京照顾老人，招呼孩子念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像我们一样，一辈子没本事，吃饭都成了问题。

结束了和周胜利的对话，我赶长途车直奔延安。下午4点从延安坐长途车一个多小时又来到了安塞。

来到安塞先去县委家属院看望了一个从小在一起玩大的朋友的父母，朋友的父亲多年来一直是安塞的县委书记，他对安塞腰鼓和安塞的民间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关照下，我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

注：几年后周胜利的儿子在北京考上了大学，他也回到了北京，多年来一直在一些小企业打工看大门。

早晨7点，县委宣传部就来人叫我吃早饭，由于朋友父亲的安排，我的个人行为被变成官方接待，并且很热情地要为我派车和安排采访对象。为了方便采访，我说我今天休息，明天再开始工作，于是才推托了他们的好意。

县委的同志走后，我背起摄影包走出招待所打听到副食加工厂直奔何连生的家。进了大门之后，在何连生的同事老闫的指引下，我在一间极其破烂的简易小平房的门口，见到了何连生夫妇。当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何连生坐在一堆煤上，他老婆坐在一堆柴火上晒太阳。

老闫指着何连生开玩笑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北京洋人，你看这两个人那样子，没文化还戴个二饼子，一根骨头都啃不上，牙倒掉完了。”何连生听着什么话也没说，他老婆却对老闫说：“你那样子好?你看你毛都掉光了还笑话别人！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开玩笑对骂着。

此刻，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是两口子。何连生看上去不像四十多岁，像五十多岁。他老婆看上去也不像四十多岁，很像六十多岁，因为她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牙都掉光了。何连生得知我是特意来采访他的时候，很热情地让我进他家里去聊。

何连生带我走进家门后，他老婆也跟进来了。进去后我发现的确是又小，又黑又脏，除了小土炕上有一卷露着棉花的破被褥，地下立着一口大水缸之外，再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锅碗瓢盆和半盆子剩饭，而且味道也很怪，让人很不习惯。何连生对我说“坐炕上。”我说：“不坐了，房子里太黑了，咱们还是去外面聊吧。”

出门后何连生拿了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他又坐到了煤堆上。

我问何连生多大了。他说：“47了。”他老婆在一旁说：“谁说47了?48了！”何连生说：“哦，48了，我问何连生当年怎么来的陕北?他说：“先坐火车到的铜川，又坐汽车来的延安和安塞。”他老婆又插话说：“你不是说公社到村里是坐的驴拉车吗?何连生说：“就是，忘说了。“

我笑了笑说：“当时谁让你来的陕北插队?是学校还是家里?”何连生说：“是毛主席啊！"我说：“老何，干脆我不问你了，你自己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你的经历吧！”他：“可以。”

何连生想了想说：“我是北京二十一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父亲过去是建筑工，母亲没工作，兄弟6个。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下乡，宣传队就跑到我们家动员让我走，我不想走，结果陕北来北京动员的干部说：‘毛主席在延安打江山13年，延安解放得早，又是革命圣地，城市很繁华，电灯、电话、公路、水路样样齐全，想吃什么有什么。’我听他这么说，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969年初，火车把我们送到了铜川，又让汽车把我们送到延安，到延安后我发现延安没有北京好，根本不像宣传的那么好。在延安住了一晚上，又把我们送到了安塞县招安公社枣湾大队，枣湾就更穷了。

“给我们队一共分了14个知青，不知为什么让我当了组长。还给我分了个放羊的活儿。放羊虽然不用上山出苦力，但山上缺草，羊跑得快，一年四季跟着羊不停地跑。枣湾很穷，不少人家粮食不够吃，常把鸡、狗、猪饿得直往厕所里跑，害得我们上厕所还要不停地挥手喊叫。

“1970年县上开始招工，我被招进了县副食加工厂。我做过酱油和醋，漏过粉，还蒸过酒，干了整整10年。1980年又安排我开始杀猪，一杀就是15年，现在还是杀猪的。在这单位做酱油和杀猪都不好找老婆，我只好找了个喂猪的，不过我们过得还可以，基本没有什么矛盾。我们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户口转回北京在技校毕业工作了，二儿子在安塞没考上高中，他舅舅走后门花了2000块钱到四川当兵去了。

“现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安塞，收入低，生活条件也差，你刚才也进我家的门了，也看见我们的生活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也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问他每月的收入有多少。他说：“按理说我和老婆加一起每月能领480块钱，但因单位效益不好，连续3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现在银行还存了300块钱，如果再过两个月不发工资，我们就得借钱买粮了。”

我问他北京家里的条件怎么样，老丈人家怎么样，能不能帮上忙。何连生的老婆抢先说：“我家是帮不上，我父亲原来也是这单位杀猪的，他收猪、喂猪、杀猪，干了四十多年，到去世一个月才挣四十多块钱，根本帮不上我们。

“他们家兄弟6个，我掌柜的是老大。老二在北京环保局工作，老三在后勤部工作，老四在电视机厂工作，老五在建筑公司工作，老六不晓得在哪个单位上班，反正都在北京。他们对我们都很好，对我们帮助也很大。

“老人在北京就住王府井那一块儿，对面就是隆福大厦，那里干什么都很方便，只要有钱，想买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王府井比安塞红火多了，就连安塞赶集的时候都没有那里人多。我们每次回去孩子他奶奶都很高兴，总夸我勤快。还有家里的几个兄弟也都对我们很好，所以，只要跟他回到北京我就不想回安塞了。

“孩子他奶奶总说我们最苦，还从北京给我们捎来一个洗衣机和一个14寸的彩色电视机，电视机是他们兄弟几个凑钱给我们买的，我们可高兴了。”

我说怎么没发现你家有电视和洗衣机呀！她说：“电视在楼上的公家的办公室摆着，这里太乱了，放这里的话把电视机都糟蹋了。”我问洗衣机在哪儿?她说：“这里没水，洗衣机在屠宰场里面摆着，那里有水。”

我说老人对你们真好啊！她说：“老人和那几个兄弟都很心疼我们，每次看电视和用洗衣机，我都能想起老人和他们那几个兄弟。我们老人常说我们回不去，他们心不安。现在孩子他爷爷82了，在北京瘫瘓了，我们路远也伺候不上两个老人。”说着说着，她流出了眼泪…。

何连生看老婆哭了，对她说：“行了，行了，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他接着又对我说：“走，我带你去看看我上班的地方。”

我们在院子里走了大概一百多米便来到他杀猪的地方。他打开铁门后，我发现那个杀猪的房子最少也有一百多平米，中间有个很大的水池子，旁边还支着两口巨大的铁锅，地下还放着几个大铁皮盆，里面堆了二十多个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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